第37卷，第4期-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国际问题研究·大变局中的全球南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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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南方理论：二战后全球南方集体行动逻辑的比较研究
赵可金，田佳霭
摘要：面对世界大变局，全球南方国家突破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多样性差异，在一系列重大全球议题上形成持续性的集体行动，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现象。本文基于认知基础和偏好汇聚方式两个核心因素构建了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框架，将集体行动逻辑划分为后果性逻辑、适当性逻辑、争论性逻辑和实践性逻辑四类。通过比较二战后拉美地区一体化、东盟地区合作、77国集团合作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分析不同集体行动逻辑如何塑造全球南方多样化合作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缺乏硬实力与制度性权力的条件下，南方国家倾向于通过经济利益的协调、规范的内化、话语的争取和实践的累积来维持集体行动的延续性。全球南方具有天然的多样性，其集体行动并非依赖单一逻辑和统一模式，而是在不同议题领域中形成多元化合作框架。未来全球南方的集体行动不必然寻求建立统一的制度安排，而是依托多样化的合作框架，在议题导向的联合行动中进行灵活协调，并为全球南方共同体的建构奠定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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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治理的演进与优化——基于“区域南方”的视角
陈小鼎，刘淑嵘
摘要：“全球南方”治理以“区域南方”为治理主体，经由全球治理的区域节点逐渐融入全球治理进程，是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重要表现。“区域南方”经历兴起、转向、融入和扩大的发展阶段，成为打通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中间枢纽。从“全球南方”治理的形成来看，“区域南方”通过价值耦合、主体连接、资源赋能三大层面联通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互动网络。当前，“全球南方”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集中在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和治理实践四大层面。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势潮不断加强，“全球南方”治理可以通过治理主体去中心化、治理理念去对抗化、治理模式去政治化、治理实践去碎片化进行优化完善，不断推进全球治理经验回落到区域层面，提升区域治理效能，进而增强全球治理优势。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将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强化“区域南方”的核心理念、运转机制与实践效能，推动“全球南方”治理赋能全球治理，以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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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安全化压力下全球南方的“发展型战略自主”：以马来西亚5G政策演变为例
吴笛，鲁传颖
摘要：在大国数字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面对持续强化的西方安全化压力，仍维系对华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的韧性与多元性，这一现象为既有理论所难以解释。本文提出“发展型战略自主”概念，用以指称全球南方将顺从外部安全规范所累积的发展代价转化为对该规范策略性偏离的政策能动性，其兑现以替代性技术路径的现实可行性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本文整合后殖民国际关系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构建替代路径、发展代价、话语正当化与联盟重组四变量协同激活的分析框架，并以马来西亚5G政策“先排斥后回归”的演变轨迹加以检验，辅以人工智能领域的结构性对照，初步勾勒该框架的适用边界。研究表明，马来西亚的政策逆转并非外部压力松动的被动结果，而是四变量协同激活的产物：替代路径构成结构前提，发展代价积累提供物质驱动，安全化叙事合法性的侵蚀打开话语空间，执政联盟重组触发政策行动；当替代路径缺失时，同一发展理性则反向导向对霸权技术生态的主动嵌入。由此可见，全球南方技术安全政策的走向并非对外部刺激的被动反应，而是发展理性在特定结构条件下展开的能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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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数智化转型的政治逻辑——基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全球南方数智化转型的政治逻辑——基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摘要：数字化的发展关乎文明进步的方向与高度。本轮数智化转型呈现出发展型文明与安全型文明的逻辑分野。北方国家以技术加速主义为基点，倾向于构建效率优先、速度至上的发展型文明叙事，推崇非时间性与去空间性的技术想象，却忽略了全球南方面临的施动性与结构性约束。相较而言，全球南方既面临时间维度的“落后难题”，也面临空间维度的“追赶难题”。基于自身生态基础与生态位，全球南方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辩证思维，确立以技术国家主义为基点的安全型文明路径，强调国家主导与制度建构，不断强化数字主权，完善治理规则，拓展数字治理空间，从而在维护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形成数智化转型的南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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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诗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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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拉图到柏拉图主义——《死于威尼斯》中的古典爱欲
陈郁忠
摘要：托马斯·曼在小说《死于威尼斯》的创作笔记中对柏拉图一系的爱欲文本进行了大量摘抄。作为潜文本，笔记中所摘柏拉图的《会饮》《斐德若》以及斐奇诺的《论爱》等段落渗透进小说肌理，使古典爱欲成为小说的基本思想结构。但《死于威尼斯》并非单纯借用爱欲传统来表现艺术家悲剧，而是在柏拉图一系“上升型”与“显现型”两种爱欲模式的张力中，赋予美以“感官”与“精神”二象性，重构并反讽了古典爱欲学说。作为柏拉图式爱欲的主体，主人公阿申巴赫本应完成攀登“美的阶梯”并“在美中孕育”，却在塔奇奥这一神性之美的显现面前放弃了爱欲的认知主体性，最后因丧失其本质而走向消亡。作者以主人公之死隐喻了古典爱欲在现代语境中的全然失效，并通过将古典爱欲转化为反讽话语的“中间姿态”，在反思古典爱欲的同时完成了艺术创作的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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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与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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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疗愈跨学科叙事的理论谱系、知识来源与研究进路
王鑫
摘要：艺术疗愈是以心理学与艺术学为主形成的交叉研究领域。随着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日益增加，且“艺术治疗”首次被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其理论脉络与知识来源愈发需要多学科支撑，方能更好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本文基于探寻“心”困成因的多种可能，梳理艺术疗愈中涉及的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学、传播学等多学科内容，围绕“启动契机—疏导过程—重建关系”这一进路，揭示多学科理论为艺术疗愈赋能的内在逻辑，主张以生命经验为核心盘活多学科知识体系，并致力于构建艺术疗愈跨学科融合的“理论—实践”框架与“经验—知识”互动路径，为艺术疗愈的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实践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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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中”到“入山”：南北朝时期佛本生与本土入山求道传统的融合
赵晋超
摘要：佛本生故事在中原图像系统中被重新书写，深刻地体现出中古佛教中国化的复杂路径。本研究聚焦三则在中原格外流行的本生故事，分析其故事设定从“林中”到“入山”的变化，从而发掘佛本生故事在中土文化语境中发生的深刻变化。本生故事文本在魏晋南北朝早期汉译过程中深刻吸收了“入山修仙”“山中修道”等本土叙事程式。本生故事图像则在北朝中原地区进一步与本土山水图景、升仙图像深入结合。此外，南北朝时期“山林佛教”兴起，“仙山信仰”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本生故事对“山中禅定”图像传统的吸收。从“林中”到“入山”，中古佛本生故事既体现了汉地山中修行传统的影响，也体现出佛教艺术在中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主动适应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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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与比较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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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修义”“致义”的工夫哲学
余治平
摘要：君王应当率先修持义、通达义。董仲舒建言皇帝要取法于地，降低姿态，以凸显天的伟大；要“好义”，追求义，确立对义的浓厚兴趣，营造天下“乐义”的氛围。君王当借助于行事而揭示道义真理，启蒙民众，使他们避免陷入罪错。若君王自身不修义、不明大义，却欲以强硬手段纠正百姓的过失，则无异于直接残害百姓。义是人心之归属地，故君王应该按照道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孔子晚年在鲁国行义，注重发挥义的感化作用，力图使季孙氏主动放弃专权，并敦促其按照礼法规定削损城墙、裁减兵甲。养心是养义、积义的修炼过程，可以成就君王伟岸的德性。君王应当学会用义控制住情绪，使好恶喜怒“当义乃出”，又“不可以不时”，从而使修义工夫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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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性命于经史”何以必要——明清思想转型视域中黄宗羲与潘平格之辩研究
陈畅
摘要：明清鼎革之际，黄宗羲与潘平格两种实学之间的思想交锋并非单纯的门户意气之争，而是在明清之际学术与政治危机之中儒学内部围绕个体性命与文明秩序重建而展开的路线抉择。既往研究以钱穆为代表，将此辩定性为“新旧学之争”，既是出于文献等原因作出的误读，亦隐含了盲目推崇实践或考据、贬低理学形上学的进步论预设。经由学术分疏可见，潘平格决绝的去形上学化倾向抽空了秩序建构的本体论根基，导致其平面的求仁之学流于缺乏制度支撑的琐碎经验。黄宗羲“寓性命于经史”的新心学实现了由个体心性向经史实学的转向，是阳明学派内部逻辑演进到更高阶段的必然产物。万斯同等黄门弟子与其师之间的理论隔膜，反衬出后世考据独大背后形上思维萎缩的历史遗憾。黄氏范式实现了形上思辨与经史实证的有机融通，为明清转型期中国学术的范式转进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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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人工智能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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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中国话语翻译传播的逻辑转向与路径重构
吴赟
摘要：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中国话语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运行方式。以大语言模型、平台算法和数据反馈为代表的智能技术，一方面作用于译文生产环节，提升文本生成、术语调取和版本比较能力；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影响译文进入平台分发、受众触达和效果反馈的后续链条。本文所称“翻译传播”，并非将文本转换等同于传播，而是指译文作为跨语际话语产品在媒介平台、目标语语境和受众互动中被分发、理解、转述和再生产的过程。人工智能时代中国话语翻译传播呈现出三重逻辑转向：译文生产从人工加工走向人机协同生成，传播过程从译文完成走向平台触达，效果评价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反馈。与此同时，平台算法、标签系统、搜索机制、审核规则和地缘舆论偏见也造成了话语可见性不足、触达路径受限和意义再组织等现实困境。为此，中国话语翻译传播需要在术语语料建设、智能模型支撑、平台表达调适、区域化分众传播、平台规则应对和人机协同反馈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动关系。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话语翻译传播，既要重视技术赋能，又要坚持人类判断、话语主体性和跨文化理解能力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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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何去何从？——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的面向与进路
蓝红军
摘要：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形态正发生变化，翻译行业和翻译学科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翻译研究该何去何从，会何去何从？人们希望通过理性的分析获得答案。本文从翻译研究的不同面向来展开考察和讨论，认为：在面向历史的翻译研究中，人工智能主要担当赋能的角色，正助力形成人机互补的研究模式；在面向当下的翻译研究中，人工智能既是赋能的工具，又是发展和变化中的研究对象，它极大地改变了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也带来了更有利的研究条件和更丰富的研究方法；在面向未来的翻译研究中，人工智能就是研究的对象，相关研究不应单纯以“捍卫人类译者”为目的，而应探索“人—机—文—境”的复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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