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尼采论坛”于2016年9月25日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三位国内外学者担任特邀报告人：爱尔兰科克大学的格雷厄姆·帕克斯教授（Graham Parkes），原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现同济大学的赫尔穆特·海特教授（Helmut Heit），奥地利格拉兹国立艺术大学音乐美学研究中心讲师洪雯倩博士；本校赵千帆副教授、余明锋博士、孙周兴教授分别点评了上列三位报告人的报告。

尼采在西方的主要形象是一个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他宣称“上帝死了”并且号召重估一切价值。但实际上，在尼采对权力意志的理解中，他主张权力意志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一个特定的存在者不仅通过克服他人而扩展自身，而且也要克服他自身。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为尼采所共有的要素。文章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孔子和道家的文本中抽取出一些段落来比较他们的思想姿态，着重讨论的是尼采对权力意志的理解及“德”和“道”的观念。文章的目的在于通过进行比较，彰显出尼采哲学中迄今被忽视的某些倾向。

文章探讨尼采对科学的批判性反思，“科学”指的是德语Wissenschaft一词所包含的更为广泛的意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尼采的著作都被读作一种严厉的批判和各种激动人心的前瞻，这些前瞻关乎现状的改变和另外的可能。文章首先重构了批判在尼采著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批判包括解构、分析和前瞻，三者之间的平衡端赖不同的主题、需要和语境而定。这也适用于尼采的科学哲学，科学在此被看作西方文化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尼采对科学的究诘总是位于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此即他对文化、社会和智识价值与制度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文章转向尼采后来为其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所写的自我批判的前言，他声称，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发现了科学问题。这种原创性声称在文章最主要的第三部分得到了分析和辩护。尼采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自然科学获得了文化霸权，而历史意识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瓦解了此前对绝对真理和确定性的渴念。

普福塔中学的熏陶，使尼采对希腊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认知；加上个人对音乐的体验，使其对时代的艺术氛围保有敏锐的感应；同时其深受德国浪漫派诗人及音乐家的影响。彼时的尼采拥有一种身为音乐家与作家的身份认同。早期尼采借酒神重新诠释美学；同时显现出一种与基督教文明相悖的价值观。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尼采大大减少了音乐创作，并自视为不幸的音乐家：一来是面对着瓦格纳的阴影；二来因从毕洛之处得到毁灭性的评语，令尼采将重心转至笔耕。但音乐与哲学两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影响，影响了其哲学上独特的风格。文章以尼采生平为经纬，解说音乐在其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对音乐在尼采思想演变的过程中所留下之巨大影响做一介绍。

当前，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分迅猛，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乃至欠发达国家都卷入了全球创意经济的大潮之中。然而，与之相伴的是重重的困难和问题。意娜的《“全球化危机”中国际创意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检视了当下全球化出现重大危机的背景下联合国着力推动的发展中国家创意经济政策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联合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战略存在着理念和实施上的悖谬关系，其后面的语境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悖谬与冲突，这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一定程度的兴盛，也造成文化多样性政策实施十年并未获得预期成果的窘境。这种悖谬关系的两难在于：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既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也是联合国系统倡导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手段。如今全球化进程面临“逆全球化的危机”，影响全球创意经济的发展，但中国等国家的应对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创新融合的中国战略及中国方案，将开启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发展与新格局。

当前，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分迅猛，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乃至欠发达国家都卷入了全球创意经济的大潮之中。中国成为全球创意产业发展最好的国家。本对话对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理论做了深入的探索，梳理了创意产业理论研究的三种模式/流派，提出了文化科技的独特建构，强调了创意无所不在、人人都是创意家的新思维，也探索了范式共同体/知识俱乐部的形成与运行方式。

互联网文化产业伦理伴随着互联网文化业态的发展而出现，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规范产业行为的作用。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如产业垄断、圈地运动、侵犯知识产权、干预消费者选择、危及隐私安全等，制约着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产业伦理建构的角度来看，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与技术伦理、文化伦理、产业伦理包含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密切相关。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情境主义的伦理认识观是构建互联网文化产业伦理并对产业实践进行伦理评判的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

现代世界中，原本意义上的父亲的地位急剧衰落。然而，按照人类学的研究，父亲却是人类文化诞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任何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必要条件。西方人对父亲的看法影响了古代西方和现代人类的文化进程。儒家看待父亲的视野与西方的特别是古罗马的视野有重要的共通之处，但由于受到华夏阴阳观和孝道的滋养，与它们也有深刻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儒家的父亲形象特别容易受到现代性的伤害，实际上也已经受到了严重损毁，但从长远看，这种父性可能会比西方的经典父性更有生命力。

卫礼贤的中国典籍德译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影响力，却长期处于学术领域的空白。笔者亲赴德国，搜集各种文献，力求依托史料，全面研究卫氏的翻译思想。文章深入分析卫氏1919/1920年版《大学》首章翻译，阐述卫氏对儒家学说进行康德化诠释的思路和方法，进一步说明卫氏典籍翻译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构建经典间的互文关系，架起贯通中西哲学的桥梁。这是《大学》卫译稿在国内外的首度挖掘，也是针对卫氏《大学》翻译的首个研究成果。

《著至教论》是《黄帝内经·素问》中唯一直接讨论医道的篇章。发生在明堂的这场君臣对话，把医道学习置于政教的背景之下。通过分析这篇黄帝与雷公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医道之要在于通天人、和阴阳，而且，因为与治国之道相通，作为医术的小道亦是承载上古先王之志的大道。

同济大学校庆110周年之际，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起可持续发展研究专题，围绕可持续性科学组织相关研究文章，有如下基本考虑：一是从世界看，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二十多年，联合国提出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可持续发展本身需要有深刻的理论解释；二是从中国看，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要与中国生态文明的实践相结合，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同时能够与国际对话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三是从同济看，同济建设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在这个方面做出深入而有领先意义的工作。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是一种创新的公共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采购模式。但是由于社会资本的逐利性，很多项目只重视短期经济效益，忽视对经济、社会与环境的长期影响。因此，文章从对象—主体—过程三个视角首次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PPP模式3.0版本，并用意大利威尼斯的水面交通PPP项目作为案例，介绍了PPP模式3.0版本在现实中如何应用和推广。文章提出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PPP模式，不仅为完善PPP模式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依据，同时对可持续发展与治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大学的建设过程中，世界各国大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大学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形成相应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基于此，文章在梳理可持续发展大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通过对哈佛可持续发展大学建设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提出完善我国可持续发展大学建设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建议。

中国城市水污染长期得不到根本性逆转的现状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政策的有效性。水污染治理政策有效性的度量需要依托各种评价工具，污水治理绩效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文章首先辨析了已有的污水治理绩效评价研究在国内外不同研究地域、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维度存在的差异。考虑到环境绩效评价方法成熟，可持续性理论体系能够反映治理的愿景，文章随后将环境绩效评价与水污染治理绩效进行对比研究，以便城市污水治理绩效评价从中借鉴经验。最后，文章探讨了可持续性研究方法与城市污水治理绩效结合的可能性，并指出未来城市水污染治理绩效评价的三个细化研究方向。

王灿龙(2011)与侯瑞芬(2016)认为汉语否定词“不”和“没”在一定情况下具有语法“同一性”或存在“中和”的现象。文章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不”和“没”之间都存在完全对立的分布关系。影响“不”和“没”分布的体貌因素是谓语是否具有随时间地点变化的事件变量，“没”必须约束该事件变量，选择阶段性谓语，而“不”则不能约束相关的变量，选择个体性谓语。阶段性谓语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衍生成为个体性谓语，而这种衍生过程通常没有显性的词汇标识，这是造成“不”和“没”发生“中和”假象的主要原因，而实际上两者完全对立，更改否定词一定会带来语义上的变化。文章将详述阶段性谓语到个体性谓语的几种衍生方式，尝试揭示否定词“同一性”或“中和”假象产生的原因。

赛珍珠与罗慕士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直译”了中国经典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体现出贴近原文、忠实传达汉语文化内涵的共同特点，但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典型方面：专有名词的转化、连动结构的处理、提示语的添加和注释的使用。对比分析发现赛译努力再现原语表达及文化意象在汉语读者中产生的反应和效果，而罗译在贴近原文语言结构的基础上相对灵活，较多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本研究显示：对外译介中国经典文学，同样是积极保留原语文化的“直译”，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对“接受度”不同的关注点，不同表现形式也反映了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