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厨房》的主题不仅是返老还春，而且也是批判人本主义的综合性主题，其中包括时间失效、亵渎神性、否定自然、摧毁秩序、追求自由等。结构上，《女巫厨房》与《天堂序曲》构成对立关系；引发格雷琴戏剧的开启；同时与《浮士德》第二部有着内在关联的互文性。由此可见《女巫厨房》在《浮士德》中的主题性和结构性上的重要地位。

德国启蒙诗人布洛克斯的《上帝怀中的尘世福乐》中，大多数自然诗歌都仿佛意在将可感自然视为上帝存在的明证。事实上，它们却不再视抽象的宗教观念为圭臬，而是着力于感知和“描绘”能使人收获尘世幸福感的自然美景。抽象的唯幸福论表现为个体的感性经验和思想冒险，看似讴歌上帝的自然美景也蒙上了一层朦胧的个体色彩。文章将探讨这些诗歌如何在感知自然的基础上“描绘”风景，它们对于人对自身、自然和世界的认知有何意义。

创伤书写是赫塔•米勒作品的核心主题。文章以长篇小说《呼吸秋千》为例，探讨了她执着于描述创伤的缘由，分析了创伤记忆所具有的向死性、被动性、链式联想性等特征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她如何在语言与形式即叙述层面上来精当地展现这一主题，如：自始至终沉降于细节，大量运用超现实主义画面，将死亡与诗意二律背反地并置，以及高频使用简单句与隐喻，借由语言的引导与暗示，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来理解创伤的不可理解性。书写创伤同时引发了米勒对写作与回忆二者之间密切关联的深层思考，加深了其对写作动因与本质的认识与反思。

        二十国集团（G20）是危机驱动下的产物，它能否转型为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效机制，以及这个机制如何提升其有效性和合法性，这是G20机制改革的关键议题，也决定着G20在未来全球治理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6年、2017年中德两国先后担任G20轮值主席国，这是中德两国携手推动G20议题和政策的一致性、增强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的一次契机。对此，中德两国在2016年6月13日发表的《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中已有明确宣示：两国“愿加强在G20框架下的沟通合作，共同推动两场峰会取得成功，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当前，全球“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一些国家更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采取了内顾倾向的政策。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德两国都明确表示，逆全球化而行不是出路所在，要解决全球化的负面现象，必须使全球化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推进包容式全球化。
在本期三篇围绕G20的专稿中，辜学武的《G20: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对冲机制及其前景》传递的核心观点就是，G20担负着从政治上对冲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作用。他结合杭州峰会指出，G20得益于其运作模式和联合磋商机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而主席国中国又在G20这个“引领者”中充当着“引领者”，这也体现在以突出创新为特色的“杭州共识”中。张海冰在《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与G20》一文中，也认为G20推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外围走向了中心。面对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辜学武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和德国联合欧洲各国共同开启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3.0的机遇来临了。之所以这样讲，这和中德两国的全球治理观有着紧密的关联。张海冰认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平等、开放、合作和共享为治理准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含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安全和新疆域的全面治理体系。笔者在拙文《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德国与G20》中也突出了德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愿与新兴市场国家携手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立场；德国担任2017年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议程设置也体现了其在治理准则和议题领域上与中国的高契合度。
        诚然，正如张海冰在文末所指出的，全球治理最大的困境是落实，G20也同样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然而，可能令我们感到谨慎乐观的是，杭州峰会在将G20从“清谈馆”转变为“行动队”——这被辜学武视作杭州峰会对G20实现历史性转型的最大贡献——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而笔者对德国担任2017年轮值主席国期间议程设置的分析，也表明德国非常重视各国对所作承诺的遵守和相应监督机制的增强。因此，虽然目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但是汉堡峰会仍让人们心有期待。

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全球化的逻辑决定了对付全球性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一个统领全球的世界政府的存在可能是这种解决方案的最高哲学境界，但它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美好乌托邦。然而，建立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对冲机制是可能的。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经验表明，各国单枪匹马对应全球化背景下增长乏力的挑战是不现实的。只有抱团取暖、协调发展才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而能承担如此重任的全球性机制目前似乎只有G20这一框架。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首脑峰会的运作模式和联合磋商机制证明，这个设想不仅现实，而且已经为未来的包容性全球发展进而更加有效地对冲全球化负面影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G20推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外围走向中心，并催生了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参与也增强了G20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切入口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但又不局限于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以发展为主线同时推进各领域全球治理的特征。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平等、开放、合作和共享为治理准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含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安全和新疆域的全面治理体系。这一治理观的特点是突出顶层设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观，强调国家间的平等合作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

在世界范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背景下，德国2017年G20汉堡峰会的议程设置及其可能取得的成果受到普遍关注。文章旨在从德国的全球治理观出发，探讨德国在利用G20推进全球治理上的立场和政策主张。总体上，德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积极致力于将新兴力量纳入G20论坛中，力图让它们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德国2017年G20轮值主席国的议题优先项的设置来看，德国注重G20框架中议题和政策的一致性，并且主张加强监督机制，提高G20成果的有效性，由此通过具体的实施效果来提高G20的合法性。鉴于当前全球各种危机相互叠加，以及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德国难以在其主席国任期内在全球治理上实现大的愿景和突破。

在中国近代开端即明代中晚期的文人艺术家那里，情趣（意趣）艺术观达到了高峰，它继承了自魏晋以来借艺术表达艺术家个人情趣或意趣的观念；直到20世纪初，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现代艺术观开始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真理追求为艺术的目的。而西方近代艺术思想一直承续着自哲学家柏拉图以来就以真理（理念、理式）为最高目标的艺术观念，甚至到加德默尔《真理与方法》的问世，依然坚持以真理追求为艺术的最高目标；自18世纪起，西方出现了对这一思想的反叛思潮，自康德“游戏说”始，最后由贝尔转向了艺术的有意味的形式（个人趣味、情趣）至上主义。总体来看，两者相向而行，逆向演变，分野明显。两者也有殊途同归之处，那就是对于生存或存在的看重与表达。

“媒介是人的延伸”，互联网及虚拟现实的相关技术对于人体的延伸是全面深刻而内在的。文章探讨了网络虚拟现实涉及的一些相关美学问题：网络虚拟世界的“公共领域”问题；网络感情的“内爆”与指令性交际特点；网络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文章基于尼克拉斯•卢曼的艺术社会学对艺术在社会中的功能的全方位描述，将艺术定义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强调人人透过艺术作品观察社会；展览以及由它引起的大众媒体中的批评活动，是在搅动全社会的艺术交往，最终推进了整体的社会交往。这一立场将艺术看作是社会中人人手里的工具，将当代艺术看作是一个与政治、经济、法律系统平行的社会交往手段。本研究的结论拓宽了当前的艺术理论眼光，将艺术行动放大为：观察社会和观察者自身的日常手段之一。

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思想流派对国家权力的限度做了不同的阐发。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进行了严格限定，将国家权力限定于消极被动地保护个体的自由权利，而非积极主动地促进个体幸福的实现。古典自由主义在强调个体的自致性因素的重要性和个体自由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同时，对自由做了形式化、消极化的处理，自由被视为一种不受到外在任意力量干预的防御状态。实际上，自由的实现一方面有赖对国家权力的有效规约，同时也有赖国家权力的必要扩张、功能的不断完善，即国家在不侵犯个体消极自由的前提下，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进而确保实质自由的实现。

以学科视角看，政治认识论研究是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政治认识论研究具有浓郁的哲学形而上色彩，无法进入政治认识的内部矛盾。从政治认识的对象、政治认识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政治认识的结果形态以及现代政治学知识的政治实践效应分析，政治认识具有难以摆脱的政治性。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理解为“政治的哲学”和“哲学的政治”的结合，揭示了政治认识的根本矛盾，为政治认识论研究提供了内在视角。

中国传统文学观褒扬各类抒情文学而相对轻视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对此予以颠倒，将叙事文学的地位置于抒情文学之上。这在晚清知识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两人对文学的本质和功用等的认识存在显著分歧，导致二人对传统文学类型观进行调整的原因存在明显差异，但又存在着内在的共性的因素，如文学认同的由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倾斜，在对文学的性质的认识中强调认知和思想的因素，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等。梁启超和王国维试图纠正中国文学及传统文学观的局限，对此应予肯定，但其中所存在的矫枉过正的偏颇也不应忽视。

乌纳穆诺以个体人的生存重新诠释了传统哲学中的存在概念。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自我保存的意志”，其核心是“对灵魂不朽的渴望”。人生就是一场围绕灵魂不朽的问题展开的关于理性与非理性持续斗争的悲剧。然而悲剧及其造成的痛苦并不是坏事，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它把人引向生存和自我拯救之路。直面人生的悲剧感，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中过一种悲喜交加的生活，这是一种关于痛苦的西班牙式消解模式。

运用1986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以上海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计量模型就知识创新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创新是促进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影响力度仅次于物质资本投入，而且知识创新还具有刺激人力资本对上海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联动作用；知识创新主要是通过与物质资本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对上海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即知识创新以物质资本为附着载体，二者通过相互作用共同驱动了上海经济发展。

财政均衡实施过程始终存在着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权衡，二者之间可以找到一个相互兼顾的平衡点。在公平与效率权衡的基础上，明确我国财政均衡的目标导向为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均等，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均等化模式选择与标准定位，是推进财力均等化的最终落脚点。对财力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展开定性与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地区间财力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推进财力均等化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程度不同，在均等化实践中两种均等化模式都应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