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作家凯勒的“形成小说”《绿衣亨利》被标示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我们的研究却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绿衣亨利》传承了经典—德意志浪漫精神，作品不仅充盈着密托斯气韵，更是由密托斯支撑与构架起来；主人公即自述者相信有着高于人、规定人的更高存在。将《绿衣亨利》削足适履于人本主义—光照思潮统摄的现实主义范畴，将其从德意志浪漫家族谱系中剔除，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文化制造行为。德意志浪漫之家才是《绿衣亨利》安身立命之处。

作为近现代德语文学中一部举足轻重的婚姻小说，冯塔纳晚年创作的《覆水难收》同他另外的代表性文本一样，也是一部精心编织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小说文本。这尤其体现在：小说表面文本之下还隐藏着一个贯穿始终的潜藏文本这一写作特色。借助“好的照明”，小说文本开篇看似现实主义的空间描写可以被解读为对这一潜藏文本的有意的影射。同时，作者还处处在小说文本中隐蔽地“敞露”自己的写作意图，对这部文本作隐匿的自我评论。这些隐匿的文本游戏正体现了这部小说文本不同凡响的魅力与现代性。

在德国现实主义作家特奥多尔·施托姆的小说《白马骑者》中存在着众多违背传统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纲领的陌异元素，包括奇幻现象、迷信现象、不可知的自然以及怪异者形象等。这些陌异元素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要归功于作者精心设置的多重叙事结构和双重叙事视角。陌异描写是作家在现实主义叙事困境下的一种尝试，一方面通过特定的叙事手段将陌异元素限定在现实主义文学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通过陌异展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人内心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也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绝对对立提出了质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双重需求下，中国将建设“海洋强国”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快完善海洋维权的顶层设计，综合提升海洋维权实力。随着域外大国持续性介入中国周边地区海洋事务，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争夺海洋权益的摩擦同步增加，中国和平崛起面临严峻的周边形势考验。为妥善处理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秩序稳定的双重压力，中国须统筹考量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辩证关系，将海洋维权置于周边外交的整体背景下，有步骤地推进实施。中国海洋战略由“维权维稳相统一”进而迈向“维权维稳平衡互动”，海洋维权战略已趋向更加积极作为，海洋维稳也进入海洋秩序稳定和平、海洋发展合作共赢的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近年来，欧盟不断推进其网络安全战略，在2013年通过《欧盟网络安全战略：公开、可靠和安全的网络空间》后，2017年对其进行评估，并在同年9月出台《欧盟网络安全战略》（修订版）。总体上，欧盟的网络安全战略呈现出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的转变，在加强构建复原力和防御力的同时，增加了建立有效网络威慑力的要求，强调复原力、防御力与威慑力“三力一体”的网络安全体系。文章首先依据欧盟网络安全战略所经历的生命周期，对其首次出台时的主要内容、实施情况以及其后的评估和调整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欧盟网络安全战略的新特点，并与之结合，论述中欧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路径。

文章探讨，现代艺术之后的艺术如何在“感知与交流”之间呈现自身，由此而超越传统形式美学的规范，在一个更为原初的状态下，即在身体、感知与交流中探寻艺术的边界和可能性，从而实现艺术作为一个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而为所有人享有。据此，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联，这也正是博伊斯所谓“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基础。

文章立足于唯物史观，从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演讲入手，讨论了“作者”这一主体属性的变化及其与技术、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进而概括了本雅明对技术复制时代现代性危机的主要观点。在本雅明看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都将发生某种变化，作品被复制、被传播的需求将超越作品的内容需求，“人人都是作者”将成为现实。在技术复制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现代性危机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并且愈发严重。

书法是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迹”与“所以迹”之间、道与形器之间的艺术。书法本质上是一种“之间的游戏”。书法所书之物要通过文字书写来表现，但书法又不能还原为仅仅只是写字。书法意义上的写字是具身性的笔笔相生的动作发生学或“书势”，是在形与未形之间的创生性活动。所以，书法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力的对话，是同时意味着支配和允让的“让写”。“让写”既是“我”让笔写，也是“我”让出自己，让笔来写。在书写主体和纸笔之间发生的力的对话，就是书法的事情。

通行本“能蔽不新成”在古今造成了理解上的巨大障碍。此命题当校订为“能敝而不成”。“新”是两千多年前某加工者受《老子》二十二章“敝则新”影响，而在此处误增的衍文。这一误增，不仅使本句变得佶屈聱牙，还把人们的理解带入歧途。结合“大成若缺”可知，“能敝而不成”意为能安于缺而不奢求全，这正是“不欲盈”、知足知止的实践工夫。“能敝而不成”是个体的价值抉择，其原因一是盈不可久，二是若缺之敝本已是“大成”，三是消弭争端以维系和谐共处的关系格局。“能敝而不成”绝非所谓的“超级保守主义”，而是一种人生智慧，提醒着世人拨转原已颠倒的价值取向。

文章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大叔”的对比分析，结合先秦宗法制度，指出“大叔”不能被简单描述为国君的首弟或长弟，而应该被确指为国君的嫡长弟，“伯、仲、叔、季”为嫡庶诸公子共同的行辈排行。“大叔”之“大”不但体现于其在嫡昆弟中居长，更重要的是指其宗法地位崇高，被诸侯之诸公子视为大宗宗子，有替代国君主持宗族中诸公子婚丧冠祭的责任。

10—14世纪的法语语序经历了激烈的演变过程。总体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0—12世纪，法语经历了语序选择的过程，在拉丁语的SOV语序和日耳曼语的XVY语序之间选择了后者；第二个阶段是13—14世纪，法语在XVY语序的基础之上，通过宾语和主语位置的相继固定，完成了向SVO发展的语序创新的过程。这两次不同模式的语序演变总体上来说就是在经济原则的驱动下由综合走向分析的过程。在语序演变的第二个阶段中，和谐原则与标记手段发挥了作用。

汉语保留宾语结构是近年来语法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生成学派对该结构的生成机制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但都没能提供一个圆满的解释。文章尝试将非宾格动词带宾语句、保留宾语被字句和保留宾语把字句联系起来统一解释。首先，文章围绕名词短语NP的赋格问题提出了两种方案：方案一是基于IS（信息结构）理论的分析，方案二是基于MRI（受害者插入）规则的分析。方案一是将句首NP1视为基础生成的悬垂话题，动词后的NP2先上移到［Spec, TP］位置拿主格，再继续右向上移到［Spec, FocP］位置成为离位焦点，或直接在原位默认为自然焦点。方案二是将句首NP1视为主语，根据MRI规则，动词V每增加一个受害者论元，就相应地增加一次赋宾格的机会；但在经历被动化（或逆动化）后又失去一次赋格的机会，因此NP2仍可留在原位拿格。其次，文章明确指出保留宾语被字句和保留宾语把字句的异同之处。相同的是，两类句式中动词在经历被动化（或逆动化）后都失去了一次给宾语赋格的机会；不同的是，被字句中被抑制/降级的是施事，把字句中被抑制/降级的是蒙事或受事。总之，两种方案都能有效解决三类句式中所有NP的赋格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解释其生成机制。但是，方案一更能系统地解释三类保留宾语句及其同义句式的生成机制。

文章以翻译叙事学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三维触控理念为切入点，研究探索由时空“译”象、性别“译”识、文本“译”图模块组成的叙事重构三维译控图式，并层层解构图式，构筑“维中维”译控文本信息终端，寻求译者与译文、原文、读者及时代更高层次的优化对等。三维译控论可为翻译学拓展新的学科研究和实践应用领域，全方位、多视角、更有效地诠释文本信息，对推动翻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