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哈德的剧作《鲍里斯的节日》对属于上流社会、拥有巨额财富且时常行善的女主人公的以统治欲和占有欲为体现的权力意志进行了重点刻画，并且突出描写了其在与女仆和丈夫的权力关系中对后二者的指挥、控制、侮辱和折磨，从而使二战之后在奥地利社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并以慈善面目示人的富裕阶层的丑陋本质得以显现。而作者之所以在剧中对人的权力意志和权力关系有上述呈现，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受到了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其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及其文学（戏剧）追求和创作方法密切相关。

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是德语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典型的侨易个体。可能由于如今克氏之为经典作家的身份，研究往往忽略了他的一段因侨而易、由雅入俗的写作过程。文章欲先落实1800年前后德语地区雅俗话语的若干面向，以便以此为据，简要勾勒克莱斯特写作生涯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以对观之，最后运用侨易学概念，明确这份个案中的侨元四义。

文章将以道家哲学与侨易学为基础，将格林兄弟的自然观融入与道家哲学相比较的视阈，依据两者的相似之处建构起关涉人格发展的三种基本行为模式。继之以四篇格林童话为例，用三种基本模式为蓝本，模拟出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图，并用侨易学透视这一过程的规律，得出“合道”是人格发展与幸福的原因所在。这一分析一方面旨在打破西方文论对童话阐释的话语垄断，另一方面为探讨《格林童话》中的普世性行为原则提供新的解释。

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对同时代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唤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并在德语国家引发了文学家的创作热情。分析17世纪后半叶以中国为舞台的四部德语小说可以看出，巴洛克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一方面受到传教士报告影响，将中国塑造为古老、强大、富足的异域国家；另一方面则受到骑士小说传统模式的影响，将中国英雄们塑造成了追逐爱情、游侠冒险的骑士形象。最终，中国在德语巴洛克小说中成为一个带有异域光环的骑士和女英雄国度，从而迎合了欧洲读者对“异国情调”的想象和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日益创新，战略目标不断深化，战略规划逐步完善，战略任务更加明确。但是，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受到的来自各方的战略关注不断提升，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持续增加，因而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强发展创新，特别要全面和有重点地确立战略重点，提高塑造周边和全球国际秩序的能力，处理好同关键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而创造更好的内外环境。

“安全化”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种安全研究的新逻辑，这样的逻辑认为：安全应被理解为一个“主体间”互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安全化”可以为掌握安全话语的施动者“把某个问题作为享有最高优先权的问题提出，并借此宣称某种需要或者权力须以超出常规的方式加以应对”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战略层面推进了宗教问题安全化以在世界范围内实践其“扩展民主”的战略利益，这使得宗教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关系安全议程中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是安全化的动议者，可以将任意“指涉对象”面临的存在性威胁进行安全化的“渲染”，而中国则被视为所谓的“指涉对象”。当中国被美国“渲染”为“威胁代理”的时候，中国采取了“去安全化”的应对；而当美国“渲染”为被宗教恐怖主义所威胁的“指涉对象”的时候，中国采取了“选择性安全化”的做法。在此过程中，虽然美国将宗教问题安全化的战略在冷战结束初期有助于其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扩展利益，但是随着该项战略的推进，将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更多表现出了其内在的战略缺陷和学理困境。

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自2011年12月起，至今已完成四十七次。四国联合巡逻执法是四国合作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一种方式和机制，其收益——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保障贸易通道顺畅、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仅区域内单个国家、公民团体或个人的安全，而且整个区域的安全都从中获益。然而，四国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本身存在缺陷，主要是：执法行动的法律基础薄弱、执法行动中的成本分担问题、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怎样与有关国际组织或区域外国家合作。中国作为本地区负责任的大国，可以通过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与周边国家增加互信、提升自身国际形象和区域影响力。因此，中国应与老缅泰三国尽快签署《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协定》；发挥四国联合巡逻执法实践的正外部性和示范作用，推动四国乃至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全面合作；至少在经济合作领域，加强与区域外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对话，处理好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区域外众多公共产品供给者的关系。

        在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全面深入先秦基本经典，在经典解释中回应时代的问题，在当代问题意识的思考中全面整理和消化历代注疏成果，是未来的汉语哲学有否可能产生创造性成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今日中国能否重建文化自信的基础工程。
        经典传承和思想创新并不矛盾。通过经典的重新解释来催生思想话语的创造性构建，是屡见不鲜的思想史经验；反过来，通过时代问题意识的反思和思想话语的创造性构建来催生经典慧命的“其命维新”，也是经学史的常态。本期三篇关于《诗经》的解读，就是自觉置身于“通古今之变”经史传统中的一种尝试。这些尝试虽然尚不成熟，但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有意义的探索。
        作为华夏文明基本元典的“五经”并不陈旧。相反，它们蕴含着非常鲜活的当代性和不息的创造性。在当代问题意识的反思中重读这些先秦基本经典，可以激活古典智慧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批判意义和建设意义；同时，在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展开文本细读，促进西学话语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层对话，可以有效地激发广义汉语哲学（包含“中国哲学”和汉译西学）的创造力，在当代汉语哲学的构建中实现中西哲学话语的深度整合和创造性生成。而且，反过来，只有在活生生的当代汉语哲学建构中，传统才能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扬，避免“博物馆化的整理”；也只有在活生生的当代问题意识中，外来的西学话语才能真正介入当代汉语思想的深层对话，避免“简单对置的比较研究”。而只有在具体而系统的经典文本细读工作中，“古今会通”和“中西融合”的宏大目标才能找到可靠的出发点，为当代汉语哲学的构建奠定基础。
        当代汉语思想处在一个双重的“陌生化”处境中：无论中国古典传统，还是外来西方文化，对于当代汉语思想来说都是相对陌生的。这种陌生化既带来一定程度的古今断裂和中西隔阂，也带来重新激活与会通的可能性。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善于学习和自新的文化，中国经典解释传统在每一个时代都体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通过“因时损益”“人文化成”的经典解释和文本细读来应对时代的问题，融会和转化外来文化资源，更新汉语思想的话语体系，是千百年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未来构建汉语哲学的必由之路。
        当代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是现代性的危机。重读经典、构建当代汉语哲学，不但是中国文化传统自我更新的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中当代人类的共同需要。先秦基本经典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蕴藏着当代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可能启发。不过，经典并不是应对时代问题的现成药方，而是有待重新激发当代思想潜能的古典资源。只有在面向当代问题意识的经典文本细读工作中，古典话语才有可能在当代汉语中重新生成，从而对现代生活方式构成必要的批判，以及在现代性的批判中发挥古典对于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建设作用和补偏救弊功能。
        面对如此艰巨的时代任务，本期三篇《诗经》解读文章能做的工作非常有限。对于当代人类生活的诸多问题，它们不一定能提供有效的解答，但如果能提示一种援引古代批判资源来思考当代问题的方法，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诗经·召南》的前三篇《鹊巢》《采蘩》《草虫》蕴含着一些人类生活的原初思考。历代注疏对这三篇的经学解释和义理发挥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仍然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可以提供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批判意义和建设性的启发意义。在诗篇的具体解读中，为了重新激活经典解释的当代意义，必须克服“经学”和“理学”的标签式划分，打破汉宋壁垒，兼采历代注疏资源，展开原初经典之于人类生活可能昭示的基本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古代经典在现代读者面前重新打开，介入当代现实生活。

经学瓦解后的《诗经》解释受制于现代意识形态，对古人观念及诗经物象都极为隔膜，成见和误解层层累加。《诗经》中的物象本身与古人对世界的观念密切关联。《关雎》汉代经解被今人斥为附会，以为其物象训诂尽是穿凿。文章尝试理解汉人观念，并寻绎《关雎》物象之微，以澄清古代经解为今人诟病和误解的疑义。

《行露》《摽有梅》是《诗经·召南》中的两篇诗，看上去两篇诗并无多少关联，却因为某种关系可以合在一起解读。《行露》的阙文和后世顿出的多种解释的可能，使得《行露》这一篇诗没有一个较确定的解释。文章试图通过将两篇诗合起来分析，使两篇诗的诗旨在某种层面上可以通达，从而使《行露》因为有《摽有梅》的对照而获得一种更为清晰的理解。

文章对本雅明《德国悲苦剧的起源》的《认识批判序言》中关于真与美关系的讨论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将之放到包括叔本华、海德格尔、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在内的哲学史上下文中进行重新考察，明辨异同，分梳脉络，指出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构想——美是未来的真理性内涵在过去中直接地表现给现在——是对德国美学传统的“美的救赎”的动机的重新部署。与此同时，也对他的关键性概念如“表现”“星丛”“美的真理性内涵”等给出尽可能明晰的诠释。

塞尚构建出一种新的绘画结构，即绘画不再是现成的某种黄金分割的数学比例，也不是音乐般的序列，更不是表达优美或壮美的审美概念的S形结构或者平行结构。对于塞尚来说，绘画除自然外无其他参考，更没有预设，他抛弃了所有绘画的经验。塞尚再次迂回到绘画与自然的关系，并终身为之服务，持续不断地革命与深入，以回溯到混沌自然的永恒，但这条路上充满着精神的自由，呈现出广阔的“境域”，塞尚让这种自由只为真理服务。

文章以批判话语分析和评价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以汇丰控股2007年风险话语为语料，根据 Fairclough(2003)的三维分析模型，从批判视角考察企业如何通过话语策略传递风险观念，从而实现对读者的操控。研究发现，企业风险话语中使用消极“鉴赏标记词”、“疾病”隐喻、“risk of”消极语义韵评价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风险状况；使用积极“鉴赏标记词”、积极“判别标记词”、“risk management”积极语义韵评价企业的风险管理团队、风险管理文化、风险行为等；使用“战争”隐喻、“地图”隐喻表达对企业有能力控制风险、战胜风险的信心。此外，企业环境和特征以及宏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对企业风险话语产生影响。

近义情态副词“一定”与“必定”所表达的情态功能类型不尽相同，且在表达同一类型情态时两词在情态语义和适用语境方面也有差别，这与两词情态语义的演化轨迹有关。两词的情态语义演变都是从非意志性到意志性，其中“一定”是从必要情态演化出意愿情态，“必定”则是从认识情态发展到意愿情态；两词的情态都向言者取向发展，但“一定”的主观性强于“必定”。语义地图可以清晰勾勒出两词情态方面的个性与差异。

文章采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考察了秦晋方言区固原方言片亲属面称系统，有以下几个发现：第一，亲属称谓系统没有随着社会结构、家族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简化的趋势而只是发生了变化。第二，具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的称谓系统有趋同的趋势。第三，零称谓并非意味着人们在用言语交际过程中由于称谓语的缺失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补偿手段，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含义。第四，婚姻状况对女性称谓变化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称谓变化的影响。第五，长幼有别，对“长”的称呼表现出唯一性，对“幼”的称谓呈现出可选择性。第六，性别在个别男女称谓方面表现出不对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