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既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中国当下十分突出的问题。根据卫生部统计，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指出：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公众对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认知率低，社会偏见和歧视广泛存在，讳疾忌医多，科学就诊少。相比一般躯体性疾病以中老年期发病为主，精神疾病以青壮年期发病为主，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基本上是致残本人、拖垮全家。

然而，正如同济大学赵旭东教授所指出的，目前的精神疾病研究呈现出了冷热十分不均的状况。自然主义导向的生物医学式研究非常兴旺，经济投入和成果产出较多；而哲学导向的社会、心理、文化研究则气势较弱，虽被公认为重要，但得到的支持却明显不足，潜心研究者寥寥，投入-产出恶性循环，似有成为寂寞边缘领域之虞。因此，哲学工作者理应发挥哲学作为传统精神科学（Geistwissenschaft）的先天性优势，开展相应的哲学心理学与哲学精神病学的研究，履行哲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为中国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自然主义导向的生物医学式精神疾病研究的对象是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基础；而哲学导向的精神疾病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对象是精神疾病诊疗的哲学假设与病人对于精神疾病的主观体验。哲学精神病学所关注的正是生物学精神病学所忽视的东西，即精神疾病的主观维度。研究者们已经发现：不探查病人对于疾病的主观体验，而单靠病人的行为与神经机制异常，不足以预测未来的精神疾病。因此，近二十年来，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进路经历了一场非常显著的复兴。现象学哲学对精神病理学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围绕着这些问题——精神疾病的本质是什么，对于疾病的主观经验与疾病的生物学机制研究之间如何相互补充——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两大领域间兴起了立场鲜明、观点新颖的对话。

事实上，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产生于20世纪初。精神病理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注意到现象学方法对于描述精神疾病体验的作用。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以及闵可夫斯基、宾斯旺格等精神病学家，都对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现象学家使精神病理学家注意到了患者病理体验得以生成的意识结构，而精神病理学家使现象学家实现了对于鲜活生命的关怀。

对于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相互澄明关系的研究，本期的三篇论文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这三篇论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专家能够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并促进哲学与心理学、精神病学、精神病理学等学科之间的交流。

宾斯旺格生活在一个精神病理学的方法论的危机时代，即自然科学与精神分析方法论日益暴露其局限性的年代。这使得宾斯旺格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方法与理论基础。现象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他的视野。现象学在宾斯旺格精神病理学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使他能够更为切近地去透析患者的疾病体验；使他能够掌握让精神病理体验得以生成的存在结构；使他能够发展出主体间性的哲学治疗学。尽管现象学一开始是作为哲学而进入了他的精神病理学工作，但他最终证明了：现象学不只是一种哲学，更是一种精神病理学。宾斯旺格在现象学运动中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如何去实践现象学精神病理学。

生命时间是闵可夫斯基吸收了以柏格森为主的生命哲学思想而在现象学精神病理学领域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用以描述忧郁症和躁狂症患者在时间感上表现出的停滞或破碎等病理现象。受到存在主义启发的宾斯旺格则在海德格尔“存在于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存在于躁狂之世”的崭新说法，对闵可夫斯基关于躁狂症患者的生命时间变异的描述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通过构建生命时间这一现象学概念的精神病理学模型，不仅能为传统精神病学家理解精神病症状提供一种崭新的思路，也能为现象学家描述人类的存在境况提供一种精神病理学模型的观照。

幻肢症状有着难以还原的、丰富的第一人称体验。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体验在临床现象学报告中被反复、系统地描绘,并为哲学家反思身体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提供了素材。我们试图提供一种神经病理现象学的框架，利用临床现象学案例、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思想与新近神经科学证据之间的互惠约束，揭示幻肢患者的身体与正常人一样，并非仅仅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躯体，而是活生生的身体。幻肢现象在神经病学上被归因为躯体感觉皮层的重组或重新映射后的知觉产物。习得的瘫痪幻肢的成因与身体意象的可塑性有关，而幻肢症状中本体感觉损伤则与身体图式的扭曲有关。基于这种框架开发的镜像视觉反馈训练在治疗幻肢痛方面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当前，中国正迎来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浪潮，从传统的温饱型、物质型、排浪式消费向发展型、服务型、多样化等新型消费升级。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的部署，文化产业应该在推动新消费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围绕消费市场的新变化趋势进行投资、创新和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产业投资和创新的有效性。其重点是：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开发文化消费的新业态；适应老龄化和新世代等不同人群的需求，打造文化消费的新产品；塑造多样化的城乡文化空间，拓展文化消费的新领域。

动画产业在经历百年磨砺之后，终于迎来了国际化征程的春天。是哪些因素影响并推动了动画产业国际化道路的进程？归根结底，那就是“动画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以往的被动。为了厘清动画技术在动画产品国际贸易中所起到的加速器作用，文章从动画的两种技术，即动画制作技术和动画传播技术的变化与发展入手。一方面，分析了动画制作技术的演变：从手绘动画制作技术→计算机动画制作技术→云计算动画制作技术；另一方面，探究了动画传播技术的跨越：从电影动画传播技术→电视动画传播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文章重点论述了两类技术在各个阶段中的发展进程和技术轨道，特别是在这两类技术的作用下，动画企业由早期的单渠道经营模式转变为现在的多渠道经营模式，由此产生了丰厚的利润，与此同时，也揭开了动画产品国际贸易的新篇章。

日本是闻名世界的文化产业大国和强国，酷日本战略及其实施是日本政府提振低迷经济的重要举措。2013年11月设立的“酷日本机构”是由日本政府主导的、官民一体的、对包括日本文化产业在内的酷日本产业的海外拓展进行支援的基金公司法人，它的设立是日本政府实施酷日本战略的具体体现。文章从酷日本战略入手，阐述了“酷日本机构”的组织和资金构成以及业务实施情况，分析了“酷日本机构”的特点，最后指出了“酷日本机构”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的重要启示。

城市景观在终极意义上是为了体现城市之善，而不仅仅是城市之美。城市景观绝对不能为了美而损害善。我们必须掌握城市景观建设的规律，根据城市特定的气候、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城市形态的特点，搞好总体规划；必须树立全局意识，立足长远。我们应该明白，景观工程绝不只是一种面子工程，更是一种有文化内涵的里子工程；城市景观的美具有多元性和多维性。现代城市管理必须注重这种多元性和多维性。当代城市景观设计应根绝模仿的惯性思维，围绕景观与生态相结合、观赏景观与体验景观相结合、戏剧性景观与日常性景观相结合的原则，在设计上另辟蹊径。唯有如此，我们的城市景观设计才有可能走上一条适合于中国城市的形态、历史与文化的新路。

港口与港口城市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基于综合功能导向与专业功能导向的空间增长极之间的协调共生关系，其发展具有历史的阶段性特征。文章在对天津港城关系的历史演化与现状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构建了19912014年度天津城市和港口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嵌入共生思想，将天津港城之间的共生关系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最后根据天津城市和港口发展的特点给出了相关建议。

伯林在试图捍卫自由意志、消解“不兼容论”对于自由主义思潮的致命威胁时，依然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不同维度而屈从于西方主流学界设置的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的二元架构，明确主张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是相互排斥的，却没能看到自由意志只有在各种因果链条中才能遵循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展开具有强制性意蕴的自由选择，并且为此承担相应的自主责任。结果，他为了捍卫自由意志针对“不兼容论”做出的理论辩驳，反倒以屈从而自败的方式折射出了西方现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层焦虑和内在悖论。

20世纪80到90年代，英语政治哲学界的一大热点就是社群主义。流行的说法是：社群主义的批判对象是自由主义，包括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正是因为受到了社群主义批评的影响，罗尔斯才从《正义论》中的立场转向了《政治自由主义》中的立场。然而，对罗尔斯与社群主义者著作文本的考察，表明两者之间的联系远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更为松散。

泰戈尔与同济大学有缘。中国人最早了解泰戈尔，与同济人有关。

“一战”后，德国社会各界逐渐视东方文化为拯救西方文化弊端的良药，而此时在德国留学的同济毕业生，如宗白华（191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预科，1920年赴德）和魏时珍（1913年考入同济大学德文科，1920年4月赴德）等，则及时向国内介绍了德国的东方文化热及“泰戈尔热”，进而推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第一次“泰戈尔热”。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德国发起成立“中德文化研究会”，研究德国之强与中国之弱的根源，分析泰戈尔在德国受到欢迎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启发。因此，中国最早的泰戈尔研究，也与同济人有关。

同济大学的文脉，自然包含了这个特殊的“泰戈尔期”。

实际上，同济大学与泰戈尔的这份缘一直在延续着。2013年6月12日，同济大学与印度国际大学、印度驻上海总领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瑞典皇家科学院等联合举办了“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名为“‘梵典’与‘华章’：跨越喜马拉雅的彩虹”的中印文化交流会，使世界了解了当代同济人对泰戈尔的挚爱。

目前，同济大学的“泰戈尔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已经自成特色：以发掘史料、还原泰戈尔及其中国影响的历史原貌为起点，进而以研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为目的，研究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百年关系史，迄今已经出版了相关研究专著5部、资料集2部、论文集1部，发表论文30余篇，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规划课题各1项，同济大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泰戈尔研究的一个中心，这也是同济大学百年泰戈尔文脉的自然延续和发展。

我们推出这个专题，也意在延续这种文脉。

本专题辑录3篇论文。《泰戈尔“东方西方”观及“东方文化”论》指出：泰戈尔的“东方西方”观体现了鲜明的“印度本位”意识，即以具有强大的宗教文化影响力和多文化融合特性的印度为东方文化的中心，联合东方民族以应对“西方文化”的迫临。《泰戈尔与郭沫若的诗歌精神》重点分析了郭沫若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泰戈尔色彩及中国新诗从接受外来影响到走向自觉的过渡性特征。《泰戈尔情味诗学观》阐释了泰戈尔诗学观的核心构成、对印度“情味论”诗学传统的传承和对英国浪漫主义“表现论”诗学的借鉴、在其创作中的表现及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3篇论文既能丰富泰戈尔与东西方文化、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可从一特定角度说明中国文学如何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摸索、发展的规律。而通过重新审视和发掘泰戈尔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经典课题的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意义，则可发现中国文学走向自觉、自信和成熟的规律。

泰戈尔在关于“东方-西方”的思考中，体现了鲜明的“印度本位”意识。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迫临，他意识到东方各国文化的分散性而提出了“东方文化”整合论，强调：印度具有强大的宗教文化影响力和多文化融合的特性，因而有条件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他还提出了“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这两个对蹠的概念，先是主张两者的融合，进而主张用前者来克服、矫正后者，但他并非一般地反对或否定西方物质文明，而是通过弘扬“东方文化”来强调代表了东方文化的印度文化在道义上的优越，体现出了殖民统治下印度人的一种文化防卫意识。

最早接受泰戈尔影响又最早抛弃泰戈尔的郭沫若，其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既具有鲜明的泰戈尔色彩，又表现出独特性，代表了中国新诗从接受外来影响到走向自觉的过渡性特征。文章细致梳理了郭沫若诗歌创作初期所受泰戈尔的影响以及出于自身思想变化而对泰戈尔的弃绝，并指出：泰戈尔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实际上已成为郭沫若诗歌及人格的内在要素了。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时代交集中，郭沫若与泰戈尔的文学关系具有鲜明的典型性。

泰戈尔诗学观论及艺术的产生、艺术的功能以及艺术创作和外部世界、读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并涉及人格、胃液等重要概念，但都以情味为核心。泰戈尔认为：正是情感的剩余产生了表达的需要，促成了文学的产生；文学创作则是将外部世界融入人的情感，从而形成人格的世界，并选用合适的艺术手段进行表达的过程；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追求普世的情感，从而实现价值的永恒。泰戈尔诗学体现了对印度“味论”诗学传统的传承和对英国浪漫主义“表现论”诗学的借鉴。其诗学传入我国之后，更是对我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亦进入环境高风险期。突发型环境风险不仅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随着风险的转化，灾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引发社会风险。文章通过案例与理论分析，对突发型环境危险到社会风险的转化方式与形态、传导机制进行探讨，阐明媒体传播、政府干预、民众受体要素在传导中的作用，以期为防范突发型环境风险进一步转化为社会风险的治理对策提供参考。

通过梳理公共政策社会影响评价的相关研究，归纳开展大型居住社区社会影响评价所应遵循的原则，即社会公正性、社会可持续性和互适性，并构建出评价指标体系。以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大居为样本，对人口特征、社区与制度结构、政治和社会资源、个体与家庭的变迁以及社区资源五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量化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大居的综合评价值接近3.0，说明大居的社会影响尚有提升空间。其中，社会公正性评价值最高，为3.6262，社会可持续性评价值最低，为3.1335。基于社会影响评价结果，提出应该加强协作，提高大居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学习和公众参与，提高社区认可度，优化相关政策，增强公共服务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