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浮士德》第四幕第三场依据1356年颁布的神圣罗马帝国基本法——《黄金诏书》，上演了暴乱、平叛以及之后帝国的分封，借此演绎了帝国特殊的建制和政治格局，以及世俗统治与教会神职间复杂的俗圣关系。该场作于1831年，在整部《浮士德》中最后写成，是歌德继自传《诗与真》后，也是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神圣罗马帝国解体、维也纳会议及欧洲复辟、七月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后，再次把神圣罗马帝国系统地搬上舞台，并借助戏剧场景安排、诗歌体式等文学形式，充分展示了一个维系千年的政治现实、政体形式对于——至少在形式上——维系帝国内部和平、保证各地区多元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帝国建制中利弊交织的复杂性。

让·保尔是德国著名的幽默叙事大师。他以“幽默”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创作了多部幽默小说。他对德语长篇小说的发展以及“幽默”概念在德语语境中的拓展都厥功至伟。其《美学预备学校》①论述幽默的本质和特征，作为德国首部幽默理论著作被学界奉为圭臬。他把幽默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认为幽默渴望诗艺精神并赋予神性。他促进了德国幽默艺术的繁荣，幽默成为其诗学的重要特征。文章着重探究其理论著作中充分体现的幽默诗学，辨析幽默、滑稽和讽刺的共性与差异，分析幽默与诗艺、神性的关系。

卡尔·施米特(18881985)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声名卓著。同时，他也因追随纳粹以及反犹而被冠上了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之名，毁誉参半。施米特的反犹思想根植于天主教家庭背景，其反犹言论在他效忠纳粹政权时期达到极盛，并在其后半生的著述中余音不绝。文章旨在分析施米特主要论著中的反犹言论以及他的反犹行为，以阐明他的反犹思想，揭示他思想中的反犹本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贸易政策、北约集体防务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损害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共同价值与利益基础，改变了德美盟友间的合作范式，使自由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侵蚀。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德国对美政策调整的外部催化剂。与此同时，德国外交政策朝着积极有为的方向转变，构成了德国对美政策调整的内部驱动因素。德国对美政策调整具体表现为：在经贸领域，以统一的欧盟方案应对贸易摩擦；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将扩大防务支出提上日程并积极推动欧盟防务一体化进程。总体上，德国对美政策调整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德国对美国的定位从“价值盟友”转变为“利益伙伴”；第二，德国以欧盟为依托增强处理德美关系的话语权；第三，德国与中国、俄罗斯组成临时性“议题联盟”以应对美国政策转变。

北极区域合作机制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进程，对北极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具有多样性且全球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特点。其中，北极理事会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中具有核心作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包含多种行为体，不仅包括北极八国、非北极国家等国家行为体，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北极理事会对“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有助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北极航行的保障，可以为“冰上丝绸之路”油气资源开发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同时为“冰上丝绸之路”有关科学合作提供便利。未来将形成新的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创建法律责任模式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和可提供更为完备信息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将降低交易成本、产生规模效益。中国应积极参加北极区域合作机制的工作，有效利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服务。

马里翁从美与现象的关系入手，依次探讨了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说、海德格尔的“艺术真理观”以及康德的审美判断与概念的关系等，从中辨析出美的现象所具有的理念化特质。与此同时，借助于对偶像的研究，马里翁引入了奥古斯丁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将美进一步定义为是对于真理和爱的追求。

“历史”一词具有历史存在与历史认识双重内涵。一般而言，思辨的历史哲学着眼于历史存在，而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则探究历史认识。但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可爱而不可信，它的贡献在于将历史作为整体来探寻其意义、模式与目的，然而它无法经受实证的经验主义拷问；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放弃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宏大高远的目标，而在有限的可操作的目标下转向历史认识，探究历史认识如何可能以及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的客观性等，以便为历史认识与历史书写提供指南，然而却使历史实践关怀与历史意义成为问题；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分析历史哲学的后续形态，将历史经验局限在历史文本中，但仍然发生了历史被窄化、历史存在从历史叙述中逃逸的问题。由此，需要整合历史的双重内涵，构建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历史哲学，这就是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它通过对文明体的承担而承担世界历史。

周末礼崩乐坏，孔子以孝道为中心，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造，建立了一套新的社会、伦理及政治制度，从而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传统中国的发展过程。孝道本属家庭中的血亲伦理，然在西周宗法社会，孝道始终受到尊尊原则的压抑，至春秋中晚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孝道逐渐得到彰显，而儒家更是将孝道扩充开来并使之越出家庭伦理的范围，成为普遍的社会、政治准则。文章围绕古代“三年之丧”中祥、禫这两种丧礼的关系入手，立足于先秦礼书中关于相关制度的记载，并结合汉以后历代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从而揭示春秋以来彰显出来的孝道是如何深深影响到儒家对经典的具体诠释的。正因如此，儒家对孝道的高扬与现代中国对孝道的贬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宋翔凤以《归藏》统领儒、道两家，系统提出并论证了“老子与孔子道同一原”。这个论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黄帝、老子间有《归藏》传承关系；其二，黄帝、孔子间有《归藏》传承关系；其三，“老子与孔子道同一原”即老子与孔子之道均出自《归藏》；其四，“老子与孔子道同一原”是保持差异性的“道同一原”。宋翔凤“老子与孔子道同一原”说的提出，是常州学派思想演进的必然结果，其为应对君权过大的现实而发，意在通过施加道德限制来规范君权。

钱钟书的学者和小说家身份被学术界所认可和接受，但他的另一种重要文化身份——翻译家，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实际上，钱钟书是具有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双重支撑的翻译家。他的译论出自其论译专文、谈译片段、涉译序跋和论译书札等30余种文献；其翻译实践主要表现为散见于《谈艺录》和《管锥编》中6种外语与汉语之间的征引译释，合计4,000余条、近30万字。“言”为心声、“行”为心表，翻译言论和翻译行为反映其翻译思想。文章从中国传统文章学、对比翻译等角度来探讨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描写并提炼其征引译释中“借译为文”“夹写夹译”的学术写作模式和译释策略，阐释其翻译思想“妥协、竞争、突围”的层次性特征，建构以“失本成译”“文章正轨”和译之“化境”为要素的翻译思想体系和其翻译家的文化身份。

主观性程度副词“何其”与“何等”具有共同词素且功能相近，两词的特殊句法功能和表达功用与它们从疑问到反问再到感叹的副词化路径有关，这一演化路径具有认知理据和类型学证据。韵律制约和代词并入是跨层结构“何其”成词的关键，而同类竞争是疑问代词“何等”向副词演变的诱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