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1939年）是他生前审定并计划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身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它在胡塞尔的生命与思想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产生的曲折过程是与作者胡塞尔和编者兰德格雷贝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展现了一座连接胡塞尔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与身后出版的遗稿之间的桥梁，而且从这个角度看，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的发表是以《逻辑研究》开幕、以“新《逻辑研究》”闭幕的。

文章认为笛卡尔身心观的革命性并不在于他主张身心二元，而是心灵在他这里不再拥有古人所赋予的神圣性。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心理学领域中的两场大论战为这个局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方面，围绕着理智灵魂是否不朽的论战使得理智思考活动不再是接受来自神界的真理；另一方面，是否应该区别灵魂与其机能的论战使得灵魂再不是一种赋予身体生命活力的神圣力量。

康德哲学的先验批判动摇了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学，先验托马斯主义者却发现，形而上学可以通过吸收先验批判的成果得到重建。马雷夏揭示理智动力对绝对存在的意欲来批判康德先验方法将认识能力限定在现象界，并尝试将先验批判整合到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批判中。由于缺乏对认识和存在具有原初统一性这个形而上学原理的认识论说明，马雷夏的整合值得商榷。拉纳把先验方法推进到存在论，研究关于人类的生存结构的先天知识。通过先验还原和先验演绎，拉纳开启了认识行动的存在视域，揭示了认识行动的超越结构，把关于存在的知识确认为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先验条件，从而将阿奎那的形而上学重新肯定为一种有限性的知识形而上学。

近年来，国产电影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文章从市场需求入手，通过对比近十年中美电影市场中TOP10的电影内容，分析国内外电影市场的共性、国内电影市场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来寻求国内市场的增长点和国际市场的突破路径。最后，文章提出六大内容品质提升策略以及产业巨头培育策略，使中国电影内容及电影市场实现从内容品质的改变到商业模式的创新，以此来推动中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陈从周的园林（景观）美学以恬淡与纯真的自然主义趣味为底色，以生态的圆融和自洽为伦理导向，以诗意和通感生成的意境为中心，通过虚实相济、有无相生的辩证思维方法，一方面赓续了“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传统的园林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构富有时代特色的审美意境和缠绵悱恻、超旷空灵的情感空间的美学主张。陈从周的园林美学也许更多地属于一种带有隐逸趣味的诗学，这与他更偏爱小家碧玉而非大家闺秀的审美选择是一致的，也与他拒绝、厌恶大工程的主张相契合。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尤其意味深长，值得建筑、城市和园林从业者细细品味。

在1956年出版的《苏州园林》中，陈从周于每幅苏州园林的照片下方题上了宋词，此举乃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实践活动。首先，陈从周个人的词学修养和绘画训练创造性地衔接了中国传统艺术图文并置的内在理路和形式。其次，摄影的画意、宋词的诗意、摄影与宋词并置的互通意境这三个层面体现了陈从周内在抒情审美的发生机制。再次，若是以整本著作作为分析单元，《苏州园林》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图文关系，从而使之具有成为一种特定的开放性文本的潜力。最后，通过分析陈从周图文并置的文化实践，可以发展一种新视角和方法，以深入地思考传统中国园林背后潜在的文化价值。

陈从周先生（1918-2000）凭借浸濡传统文化的家学师承，在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大环境变迁中因借历史机缘，成为中华文人造园的继承者、总结者、传播者和践行者。他的人生是一个传统文人在历史转型期留下的具有时代标本价值的文化遗产，所著的《说园》和《梓室余墨》是他一生思想、行迹、社交的精华和见证，合璧堪称一部现代版的《履园丛话》。

洛克虽然因为恪守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而在自由意志观中陷入了自败悖论，但在引进了善恶好坏的价值内容之后，却又自发地承认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两位一体。凭借后面这个洞见，他不仅揭示了“正当和不正当”作为自由选择的评判标准的基本功能，而且触及了“正当”与“权益”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提供了把他的两部代表作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潜在契机。

黑格尔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创造者之一。通过青少年时期对古希腊艺术根源的探讨，黑格尔形成了“据于伦理”的思想原则，然后用以分析作为浪漫艺术存在与生产之条件的时代教养和市民社会，即“思想的散文”和“世界的散文”，从而构建了自己的现代性理论。从历史理性和哲学的立场出发，黑格尔承认现代性世界对于实现主体自由的合理性，并在其法哲学与伦理学中完成了对它的描绘；但是只有在其美学讲演中黑格尔才用“散文”作喻对现代性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并试图以“在家”概念提供回应与筹划。

被称之为英国文学中的“斯芬克斯”的艾米莉·勃朗特是石楠荒原上一朵绽放的奇葩，其浓重的荒原情结不仅是其心灵中肆意滋生的生态意识的体现与证明，也是对罗尔斯顿“价值走向荒野”这一自然哲学的最好注脚和诠释。作品中诗意盎然的自然书写、自然和文明的对峙与工业文明批判，以及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建构，无不使作品呈现出摇曳多姿的生态文学景观。这部十九世纪的文学经典蕴藏着如此深邃的具有反叛意识的生态思想，使其独立并超越于当时的文学主流之外而具有了未来指向的现代意义。

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主人公阿米尔和他的仆人之间的故事。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说所蕴藏的伦理内涵。文章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为依据，分析主人公阿米尔在人生三个不同时期所做出的伦理选择，阐释阿米尔一步步弃恶向善的道德之路。文章认为，主人公阿米尔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为其后来的情感煎熬、道德升华做出了伦理铺垫，也揭示了“罪恶与惩罚”“行善与救赎”的伦理意义。小说也借此实现了文学文本劝人弃恶扬善的教诲意义。

在集聚和运筹创新资源方面，城市通常具有天然优势。一些区位良好、禀赋独特、环境友善的城市往往更加容易成为科学、技术和产业的策源地及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滚滚浪潮中，显示出更为强劲的吸引力、竞争力和创造力。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治理水平的逐步提升，一些中国城市开始步入世界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的前沿地带，在某些细分领域甚至已经由跟跑者或并跑者变身为领跑者。更为可贵的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市正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创新形态和竞争优势，提供了诸多生动案例和宝贵样本。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内的中国城市都还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全球视野看，吸引力依旧有限，竞争力还不够强，创造力也比较欠缺，需要向全球城市对标学习。《全球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创造力的内涵与互动特点》一文在对“三力”内涵及核心要素构成进行深度解析的基础上，梳理、归纳并分析了纽约、伦敦及东京等全球城市对于“三力”的理解重点和推进措施。这些成果对于中国城市而言，既具有理论探索意义，也富有实践参考和政策启示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北京和上海均被赋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北京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定位不同，禀赋各异，两地发展轨迹的巨大差别还造成迥异的社会文化环境。近年来，独角兽企业（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的数量及涌现速度成为衡量国家或区域（城市）创新潜力和竞争能力的显示性指标，京、沪两地在这一指标上差距悬殊，深层次的原因何在？两地的创新创业系统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京沪独角兽企业成长环境比较研究——城市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视角》一文依托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对独角兽企业涌现与良好的创新创业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比较分析了京沪两地创新创业系统的诸多差异，并就如何优化上海的创新创业系统提出对策。两篇文章研究角度不同：前者放眼主要全球城市，探究全球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形成逻辑；后者则聚焦于京、沪两大城市，解析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差异，但最终逻辑归于城市创新与竞争力提升这一主线。希望这一组文章能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形成有益启示。

在创新创业蓬勃发展的国内外背景下，创新创业生态良好的城市相继出现独角兽企业涌现的现象。文章基于国内外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结合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探究城市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内涵及构成要素，分析独角兽企业集聚和良好创新创业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而比较北京和上海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并对优化上海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提出建议，以推动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文章对全球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创造力的构成、作用与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文章从全球城市迭代升级的背景出发，阐述了新趋势下此类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创造力的作用与变化方向。文中明确了全球城市“三力”的主要内涵与核心要素，并对主要全球城市关于“三力”的理解进行了梳理，进而分析了相关城市把握全球经济转移机遇、提升城市软实力、塑造包容性制度环境、引领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提高城市创新体系水平、建构引领性人才培养集聚模式、推进城市经济转型、明确关键作用力释放空间，提升国际经济门户枢纽作用的“三力”推进措施，并对全球城市推动“三力”互动的特点与原则进行了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