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达沃斯论辩的大背景下检审舍勒（作为达沃斯论辩的隐匿的第三者）和卡西尔（达沃斯论辩的主角之一）有关精神与生命关系问题的讨论。文章首先在精神与生命问题的语境中勾勒卡西尔对舍勒批评的要点，继而在舍勒哲学人类学的背景中检视这些批评，随后再转向卡西尔并尝试展示其文化哲学人类学的基本观念，最后在与海德格尔（达沃斯论辩的另一主角）的对勘中关注舍勒哲学人类学的最终目标。卡西尔和舍勒（以及海德格尔）的差别根本还在于他们对待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根本来说，在达沃斯论辩前后，舍勒、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三个人都带着“人是什么？”的问题意识在从事着各自的哲学研究，最终他们殊途而不同归。

藉由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瓦尔特•本雅明后期思想的重要文献《历史的概念/历史哲学论纲》围绕着“经验之碎片”、“历史之主体”这两个核心观念，提出了一种以“弥赛亚”作为主体的历史哲学。本雅明的“历史”观既呈现出鲜明的犹太基督神学的色彩，又显露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轮廓——本雅明始终将历史视作一个并非“照本还原”的“过去”，而是某种经验“碎片”的堆积物，而主体，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却并不总是“在场”。本雅明认为，正是这样一种“主体缺失”的历史现状给了政治野心家以僭越的机会。作为面对历史现状的研究者，他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然而这并非仅是一种知识论上的危机，当历史的危机向当下在场的政治哲学过渡，便会迅速转化为实存的灾难——处于“例外状态/紧急状态”之中，唯有重新确立历史的真正主体，才有可能实现对历史本身乃至人类全体的救赎。

文章主要探讨了希望概念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两种含义，即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和作为对终极目的的想象，它们分别在早期的道德哲学和晚期的宗教哲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早期的道德动机理论失败后，希望所获得的第二种含义显示出更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希望这一人的自然属性，宗教哲学才成为康德哲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的简称。2015年3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推进了“一带一路”的实施，为古丝绸之路开拓了一条更广阔的新路。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和20多万亿经济总量，“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核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引领了新一轮的开放合作。“一带一路”作为经济贸易与文化发展并存的“双核战略”，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新一轮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稳步提升提供了契机。本专栏邀请了三位文化产业领域的资深学者，探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以及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落实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元、更便捷的机会，并将完善文化产业的合作机制，提升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不断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建立互利共享的全球文化产业共同体，通过广泛的互联互通而优化整合战略资源，通过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而壮大产业主体，通过扩大文化服务出口而优化文化贸易结构，通过联接“丝路城市”而形成合作共赢的网络，推进文化产业区域协作、多元跨界融合、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能级、助力文化产业“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文化资源供应链、文化品牌服务链中的地位，扩大战略资源和市场空间，形成比较优势，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国家和人民共享文化财富。 “一带一路”是一项立足中国、辐射欧亚、影响全球的国际性发展战略，肩负着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三重使命。“一带一路”应发挥文化外交的柔性作用，推动实现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目标。通过破除路径依赖、重建新的经济走廊，传承古今文脉、重塑新的丝路精神，寻求文化认同、重构新的文明图谱等路径，达成联结民心、实现“一带一路”和谐共荣的发展图景，提升我国对国际新格局的文化影响力。 “一带一路”战略要秉承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理念，顺应文化多样化的世界潮流，承古惠今，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继承和发展，又在新时代开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合作的巨大空间，更将唤醒“一带一路”沿线遗存的中华文化基因，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建立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长效机制，再次恢复古丝绸之路文明多元共荣共生的世界景观，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中华文化生态圈，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并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成为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文化产业带来了广阔的战略视野和发展空间，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课题。它包括：通过广泛的“互联互通”而优化整合战略资源，通过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而壮大产业主体，通过扩大文化服务出口而优化文化贸易结构，通过联接“丝路城市”而形成合作共赢的网络。这既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文化资源供应链、文化品牌服务链中的地位，扩大战略资源和市场空间，形成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建设互利共享的国际文化产业共同体，让“一带一路”的国家和人民共享文化财富。

“一带一路”是在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中国领导人统筹考虑的一项具有全球视野、彰显中国智慧的综合性、创新性发展战略，被赋予了深刻的时代内涵。这一战略的谋划和落实，既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软实力的平衡。鉴于古“丝绸之路”曾留下许多文化先行的成功经验，今天“一带一路”也应发挥文化外交的柔性作用，推动实现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软实力需要得到充分表现，同时也需要从几个方面注重内涵式发展和有效性提升。

“一带一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上引领新一轮开放合作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战略，而发展文化产业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利于文化产业“走出去”，整合文化产业资源要素，推进文化产业区域协作，丰富文化产品内容。率先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建设中取得突破，一要坚持文化引入，突出交流先行；二要打造文化载体，发展文化旅游；三要深入跨区域融合，开拓发展空间；四要加强跨文化交融，扩展文化内涵。

正在兴起的“特色小镇运动”恰逢中国新型城市化建设周期，产业经济导向为先的创建初衷很可能潜藏有规划无文创、有产业无消费和有特色无灵魂等问题。如何规避这些问题直接考量基层政府和民众的精准治理能力。可尝试从小镇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智库化、小镇运行机制平台化和网络化、小镇创新体系常态化和本土化以及小镇绩效评估精细化和全球化等方面入手，将特色小镇创建带入精准治理的轨道。

导致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邻避冲突”愈演愈烈的主因是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的偏差，因此，合理界定政府角色是规避“邻避冲突”风险的前提和基础。文章提出一个政府角色的分析框架，从市场和社会两个维度分析“邻避冲突”中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并以量化模型来解释地方政府行为与策略和“邻避冲突”发生概率的相关性，进而在提炼国内外建设“邻避设施”案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强化信息公开机制、协商参与机制、监管预警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的路径来推动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期实现“邻避冲突”的有效治理。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作为社会生产力函数的主要变量，大数据推动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也是提升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技术，大数据拓展了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新度，通过挖掘、整理和分析城市大数据，大都市治理研究可以深入到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诸多领域，能够聚焦于智慧城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众多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运用，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将会不断走向真实、全面和深入。

结合生活实际，围绕有关的概念进行语义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与“权益”直接相关的“正义”构成了“政治”的核心要素，以致后者可以界定为“人们试图获得和运用能让自己认同的‘正义’理念在公共生活里得以实施的强制性‘权力’，以求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领域”。凭借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将“政治”定位于人类生活的“道德”价值领域，不但把它与“经济”、“艺术”等“非道德”的现象区分开来，而且也把它与“德性”、“法律”等其他的“道德”现象区分开来，由此澄清当前学界在界定“政治”概念方面存在的某些严重曲解。

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指不受限制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为的恶意的限制才是不自由，自然和资源匮乏所施与的限制不能称为不自由。这是因为，前者包含道德意义，后者仅是一个自然事实。作为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对于穷人而言，仅仅具有不被限制地做某事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或只有形式的、虚假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一个人具有做某事的能力，因此，自由就是具有做出选择的手段和资源。这种自由观成为国家干预和福利主义政策的基础。但是，文章认为，若把免于匮乏定义为自由，将会导致自由概念的混乱，并会在实践上以为，自由的进步不在于限制权力、建立法治，而在于发展福利、实现平等。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文学就是人学。的确，作为人类想象力的一种艺术，作为精神创造力的一种体现，文学——无论是叙事的、抒情的，抑或带有更多理性思辨意味的——以各种方式求索着人类灵魂的深度、高度和宽度，探究着人类生存更多的可能性。其他的物种或许也有它们的集群方式，或许也会有某种“技艺”，但毫无疑问，人类是唯一发明了文学、始终喜爱文学并且是在文学中成长教化起来并形成文明的物种。从母亲的怀抱中所聆听的儿歌，到家长老师们所讲的“狼来了”的寓言，再到各种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我们每个个体的成长道路上，始终都伴随着文学。当然，文学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教育、道德或者认知，在一些人那里，文学还可以是一件武器，而有时，我们也可能会满足于纯粹的愉悦。 在《文学现代性研究》栏目中，我们曾刊发了许多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有密切联系的论文，从现当代汉语文学中所反映出的中国人对世界、对历史、对人性的看法，以及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汉语的美。本期我们编发一组研究欧洲文学的论文，涉及中世纪晚期与早期近代之间的但丁和彼得拉克。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会宽泛地把但丁与彼得拉克都算在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时期，而在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划分中，又归于“罗曼语文学研究”范畴。该学科的现代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罗曼语文学研究者（Romanists），如福斯勒（Karl Vossler）、施皮策（Leo Spitzer），以及中国学界更熟悉的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库尔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等人。当然，罗曼语国家学人在其间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克罗齐之于但丁研究，勒夫朗之于拉伯雷研究，等等。 “二战”之后，曾一度流亡伊斯坦布尔的施皮策和奥尔巴赫先后来到美国，培养了几代罗曼语文学研究的专家。并且，照一些学者的看法，他们实际上开创了当代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总体而言，这一文学研究的传统，首先是本着对“文学”的兴趣去观照文学作品的，而不是把文本简单地看作是展现思想观念和社会冲突的档案。文学固然要反映世界，但如何反映世界，作家们又是以何种语言形式来表现他对世界的看法，在文学中或许更有意义。这样说来，语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似乎是合理的。其次，文学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作品的外部语言形式上。作品所展现的人性的可能性，必然需要我们以多重的视角、多学科的背景去考察它们。以西方文学的传统而言，文学的研究少不了宗教、哲学等学科的支持。 本期的两篇论文，均与这一文学研究传统有关联。朱振宇的论文，以扎实的语文学训练和细致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在古今哲学宗教思想的大视野中，展开了对但丁笔下灵泊（Limbo）的别开生面的探索，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读。钟碧莉的论文，从彼得拉克《秘密》开篇的沉默这一细节入手，很好地展现了身处宗教拯救与俗世荣耀之夹缝中的彼得拉克的选择。 本期编发这两篇论文，其实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界同仁投入到文艺复兴文学乃至更广泛文化的研究中。

在《地狱篇》第4歌中，维吉尔将异教圣贤们的精神状态描述为“只在向往中生活而没有希望”。在地狱的旅程中，每当维吉尔面临具有启示意义的时刻，这种灵泊的精神特征就不断地体现在诗人的迷茫中。由于拒绝皈依，这位异教诗人在古代的记忆与对未来不确定的期待之间挣扎。维吉尔的这种迷茫为地狱中的许多恶灵所共有，这些灵魂虽然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却对“当下”发生的事情缺乏知识。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时间的出现正是堕落的结果，人类心灵时间的三重结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对上帝三位一体的拙劣模仿。只有理解“现在”，才能皈依上帝这“永远的现在”。因此，在但丁的地狱中，消失的“现在”是对不信者充满诗意的讽刺，而“只在向往中生活而没有希望”既是灵泊之罪的体现，也是对这罪的惩罚。

彼得拉克在《秘密》的开篇场景中设置了很多非常有趣但同时又令人疑惑不解的文本时刻。第一点也是其中最为奇异的一点，是开篇场景从头到尾弗朗西斯科和圣奥古斯丁都没有和对方说过一句话：真理女神毫无缘由地突然说话，恰好阻碍了弗朗西斯科和圣奥古斯丁在开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对话机会。第二点，真理女神身份的真正寓意到底是什么？很多学者将她的文本源头归结到波埃修斯的“哲学女神”，但本文通过文本比较却发现彼得拉克的真理女神却是圣奥古斯丁口中所谴责的“荣耀”。第三点，圣奥古斯丁为何在真理女神对自己说话前，一直出奇地保持着沉默？沉默抑或是言说？它们不仅仅是修辞行为，同时也体现了彼得拉克在面对“出世的隐逸生活”和“入世的荣耀”间的艰难选择。彼得拉克的犹豫不定正是他思想复杂性的来源：这种情感体现了他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断裂。沉默和言说之间的对抗，以及沉默的哲学、道德意义成为解释在《秘密》开篇文本中这几个问题的关键点。

为了研究高校创新合作演化路径，文章基于组织邻近和地理邻近两个角度分别构建了判断组织合作模式的二维四分框架，并以2005年至2013年上海18所高校的论文合著数据开展创新合作模式演化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组织邻近效应依然存在，上海高校的学学合作明显强于产学合作，但产学合作趋势也在逐渐增强；得益于地理邻近效应的逐渐减弱，上海的高校经历了从区域内合作到区域间合作的转变。未来政府应主要做好跨区域合作的战略规划和进一步促进上海高校与产业的开放共享工作。

文章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PE投资及其不同特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PE投资的参与有助于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同时，PE投资的不同特征，即声誉、外资背景、持股比例和联合投资数，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这四个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均有正效应，其中，高声誉的PE投资能更好地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向外部投资者传达真实准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