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是一位注重道德和文化的政治思想家， 他认为一个大民族应该实行松散的邦联制，因为小邦分立不仅能促进地方文化的繁荣，而且能带动整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他主张精英执政，依靠德治和法治来管理国家；他提出了以德政和伦理经济为主体的政治伦理学，并从渐进的自然观出发倡言改良，反对革命，其复杂的政治思想既有保守性，又具前瞻性。

保尔•策兰的“你”与“我”的结构性诗学生成了其主导主题与母题，由于“抒情之我”（das lyrische Ich）与“死亡之母”（die tote Mutter）之间难以启齿的乱伦恋情，致使诗学哑言或缄默。然而，由于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致使策兰诗学没有从这一关键维度得以研究，这一伦理主题却成为策兰研究中的顾忌和禁忌。《癫痫巨恶》一诗则在病与恶的愤怒情绪中，以前所未有的病态与变态方式表述可以念想而不可实施的乱伦恋情。

鹰在古典时代是宙斯和罗马皇帝的标志。在中世纪纹章兴起之后，鹰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采用为纹章，并在基督教氛围影响下，被赋予了基督教的神圣含义。单头鹰象征德意志国王，双头鹰象征皇权与帝国。诸侯对纹章的选择象征了皇帝与诸侯关系的亲疏。民族国家兴起后，黑鹰逐渐成为德意志国家的标志。普鲁士之鹰、共和之鹰和联邦之鹰分别见证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失败，乃至重构。

日本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经济和科技强国。冷战后日本在民用和商业领域大力推进航天产业发展，其在航天仪器、航天服务、数据利用等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技术和市场规模优势。另外，日本的运载火箭技术、卫星观测与侦查技术、空间实验室、载人航天技术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年来，日本政府颁布《宇宙基本法》等航天法案，持续制定和完善《宇宙基本计划》，使航天产业发展上升为与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战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航天开发利用活动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为其军事挺进太空铺平道路。通过大力发展军事航天力量，日本不断增强军事上的地区存在力和威慑力，在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的同时，为其谋取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奠定了基础。日本航天产业发展与美日同盟体制及谋取“海外干预”的大国战略等因素相呼应，势必对东亚安全与军备发展造成复杂而微妙的多重影响。

财政是政府的命脉，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加强我国人大财政权的制度建设，需要从世界各国议会财政权的既有模式中汲取养分。英国实行熔权型的议会财政权运作模式，其运作机理表明，在权力处于相对集中的前提下，议会仍能通过特定的程序和监控机制来实现对政府财政的控制与监督。文章详细分析了英国熔权型议会财政权的理论内涵与运作机制，提出了它所具有的调整灵活、注重程序、事后监督、内部制约四大特征，对我国人大财政权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前后，东盟国家纷纷担心中国会挤占东盟来自发达国家的对亚洲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文章以日本在2001-2012年间对亚洲的FDI为例，考察了中国和东盟在其中的份额和变化趋势。日本的案例表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只有2002年大约有16%日本投资到亚洲的FDI从东盟转移到中国、印度及台湾地区。其中中国和台湾地区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的入世是发生FDI转移的直接原因。除此以外，东盟在2002年度集中精力发展并扩大东盟内部成员国的FDI交流，从而部分忽视了对东盟域外FDI的吸引，这是2002年度东盟FDI转移的内部原因。除2002年外，中国和东盟的FDI体现出越来越高的相互依存性，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在意识形态电影批评中，“政治道德化”被认为是电影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功能，进行意识形态复制生产的有效手段。而揭示意识形态操作机制，将“道德”再度还原为“政治”，则是自80年代末开始的谢晋电影批评遵循的逻辑。但这一批评内置的是西方语境，即政治与道德、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对立。一旦回到强调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该批评逻辑将失去其有效性。谢晋电影中的“政治道德化”处理，有其本土文化传统的合理性。由于意识形态电影批评将影片中的道德主题一概视为导演改头换面的政治操作，通过将道德表达指斥为意识形态表达，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性被完全消解，使这一批评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反道德倾向。

电影的本质决定了它具有“神秘的”、“暧昧的”、“多义的”特征，它要求画面以“诗性”对抗传统叙事规则。吉尔•德勒兹认为“生成”和“差异”颠覆了文本的叙事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性，以“宇宙视角”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的“非有机叙事”从一个抵达本质的视角审视了生命的内涵、过程与意义，对应于电影形式系统中风格元素呈现出的“时间—影像”，也暗合了具有去时空、去身份、主体化特征的网络社会形态中观众的观影欣赏旨趣。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时间—影像可以通过重构画面中的人物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人物和空间的比例关系、镜头的反常规组接、空镜头插入以及重新配置声画关系等手段来改变传统电影叙事中空间和时间的呈现形式。

文章对前奏曲这一音乐创作体裁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并着重以肖邦《前奏曲》Op.28整套24首作品中所主要包含的结构、乐句、和声等基本音乐创作要素为例，具体分析了肖邦在此曲中的曲式结构设计安排、乐句长短划分及非常规和声的应用，进而由此对比、引申出肖邦在此套前奏曲作品创作中独具匠心的艺术理念和对前奏曲这种本不受到广泛重视的音乐体裁的开创性贡献。

《诗经》“变风”部分的第一个单元《邶风》集中出现了四方之风，按西、南、东、北风的顺序，落脚在《北风》篇，蕴含着冬去春来的希望。由此出发，可以发现毛诗纯以“刺虐”释《北风》诗旨，不及三家诗兼含喜乐的深意。更进一步，结合《北风》的解读来展开自然与礼法的关系，可以发现“变风”的意义不只是怨刺，而且也在提醒我们：“正风”的和美礼乐诚然是诗教追求的目标，可是，诗教的前提却是那个有着巨大的原始暴力的天地之大风。这可能是《北风》篇的政治哲学寓意。

《尚书》保藏着华夏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根本，为华夏道纪之大原。《尧典》篇首的概述，开头是帝尧稽古，结尾是黎民时雍，无异于说帝尧稽古最期望达到黎民时雍。帝尧稽古的同时，想的是时代问题。“观之以今，稽之以古”，搞清楚古今关系，会在阅读古书和思考时代问题的过程中给我们更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