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易学的基本理念是因“侨”而致“易”，前者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后者关注时间维度的演进，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当然，更深层次地还涉及侨易多义、二元三维、文明体互动等层次。近年来，关于侨易学的学理探讨和个案实践都明显增加，无论是表彰“侨易学的提出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提供了方法论的重要突破” ，或谓其“在目下的文学和文化理论背景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或有保留地称其“还是个正在成长中的理论”，都不能回避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理论建构过程如何才能“洗尽铅华”而“脚踏实地”。所以，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仍然艰巨，这需要出现充足的、有代表性的、鲜活的（自由的）个案和实证研究作为基础。就此而言，在相关学域中进行具体的有着明确问题意识和理论探索性质的专题研究，无疑非常必要。

以侨易视域重审德国文学史和思想史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考察作品本身反映的意象侨易,诸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绿衣亨利》、《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可为代表。第二层次,是作家本人的地理侨易经验,乃至精神漫游、知识游戏、场域博弈等多种侨易特征。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歌德,这包括他的早期观念形成与大学制度之间的关系、青年时代同其他名人的交往进步、晚年从东方文学中汲取创作的灵感等。第三层次,是跨文化交易的文明史思考,譬如通过对经典文本以及作家研究进行世界文明形成的多元文化互动的过程及其范式规律性的探索。而从侨易学的理论层面来看,从侨易现象到侨易空间的建构,我们必须要构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场域空间架构,它应当由更加繁复绵密的核心概念所构成。譬如除了侨易主体之外,还有侨易路线、侨易条件、侨出语境、侨入语境等,甚至彼此的相互作用,它始终不是在单向度因素之下发生的,而是综合力交错的效果。侨易思维的意义正在于打开思想空间的那种僵化维度,二元三维的框架有助于我们以兼具流动性、恒常性、互涉性、元一性的整合视角来看问题。

文章尝试从侨易学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歌德成长过程中"侨"、"易"、"学"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梳理,着重考察其艺术成长中诗歌与绘画两种才能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对歌德的价值观与艺术观进行反思,提出歌德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美与和谐"。同时对于歌德与"狂飙突进运动"的关系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歌德并非真正的"狂飙突进者",他在所谓的"狂飙突进"时期的表现其实乃是诗人在寻找自己风格和探索艺术道路时的积极尝试而已。虽然其风格的真正形成开始于意大利之行,但事实上,歌德一直没有背离自己对于最高价值的追求。

文章尝试从十八世纪德国作家维兰德的小说《金镜》出发,通过凸显这部小说所关联的跨文化语境下"制度侨易"现象中的"变化"与"不变"之维度,为"制度侨易"的理论概念提供文学世界与历史现实中的例证。经过分析,文章认为:"亲耕"仪式于十八世纪由中国至欧洲的"制度侨易",其"变化"维度体现为这一制度所承载的重农主义思想其本质上的现代意义,其"不变"维度则体现为这一制度始终具有的"政治演示"属性;此二者即可视为这一"制度侨易"现象中的"变"与"常"。

在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对"诗意地栖居"这一诗句的接受过程中,历经了从荷尔德林到海德格尔再到陶渊明的发展过程,表现出中国学术界在接受国外思想时的基本趣味和倾向,即以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个人修身养性和以个体审美生存为基调的小资情怀在"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中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媒介载体,完成了哲学人生观等形而上论题至大众传媒和房地产广告界的位移。文章所展现的侨易过程,是一个由"思想"观念到"器物"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可以用文化"侨易"中的文化下延来解释。

当前欧洲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欧盟虽最初被指责应对迟缓,但是自2015年下半年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态度由相对谨慎被迫转向积极主动。巴黎系列恐怖袭击后,欧盟又再次收紧难民政策,并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成员国之间利益分歧和各自为政,使得欧盟在推进协调统一的难民应对政策方面进展不力,成员国之间协调配合不足,难民危机仍在继续发酵。文章对过去一年来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政策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分析,并对难民危机对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政治含义进行了思考。

英国穆斯林群体作为英国第一大少数族裔,在英国相对开放的多元文化模式中,一直积极致力于政治参与活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出于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原因,英国穆斯林群体对于伊斯兰国家集中的中东地区极为关注,并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英国政府处理中东地区事务的政策。在英国社会的政治环境中,穆斯林群体政治参与的方式涉及政党政治、选举政治、社团政治、媒体政治等多种形式,对中东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穆斯林朝觐等不同方面。多年来,英国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参与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文章采用事件分析框架,对收录在GTD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中1970-2013年的数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从中概括出全球恐怖主义活动43年来的总体特征和分项特征,并对"9·11"事件前后恐怖主义的异同进行了分析。

文章从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的视角综合性地研究左翼美术及延安美术中的农民图像,探讨了中国现代美术中的农民图像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的由来;通过对不少经典性作品的历史语境、创作动机等问题的分析,凸显出对这些农民图像作品的叙事语境化和历史化的理解,进而分别论述了左翼美术运动与延安美术中的农民形象在政治性、现代性叙事等方面的政治性内涵及其艺术审美特征,并且着重解释了从左翼美术到延安美术的政治性及现代性话语的发展、联系与区别。

20世纪早期,正当中国现代教育初兴,而现代设计教育尚未真正启动之际,陈之佛横空出世,扮演了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拓荒者和领路人的角色;20世纪的中期,陈之佛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设计教育界无可争议的执牛耳的人物,并且担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掌握了一定的行政资源,这无疑为他在更深广的意义上实现设计教育的理想、以现代的理念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设计智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他比之于同时代学者能够同时在学术研究、设计教育、设计实践和传统工艺的复兴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产生更大的影响的原因。

对于一个转型社会而言,高速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同样多的积极和消极结果。在综合阿玛蒂亚·森和弗洛姆论说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发展辩证法"的概念,来总括这种由发展而导致的"喜忧参半"的社会病理学状况。解决这种"发展悖论"的方式在于从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促进"有机团结"在转型社会中的扩大和增加。笔者在批判吸收迪尔凯姆"职业团体"论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指出了其所包含的"新五伦说"、"情理兼顾"、"个体选择优先"、"主体间性承认"等四个基本特征,并认为这样一种"非理想"的理论概念能够更有效地应用于当下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

迈克尔·沃尔泽之所以有意识地使用了一种阐释的方法,是基于他对人、人类社会和知识分子社会职能的一种理解,即人的行为是由社会构造的规范、标准、价值等确定的,这些规范、标准、价值蕴含在真实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实践中,知识分子的职责是阐明这些已经被人们接受和遵循的规范、标准和价值,而不是放弃既有的道德世界去发现或创造新的道德体系作为社会批评的根据。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才华卓著,却屡遭误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指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其首创的"推理小说"也仅仅被认为是坡用以娱乐大众的一种谋生手段。而文章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推理小说"中,作家在呈现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揭露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包括以侦探和罪犯为代表的社会善恶势力之争、司法制度的无效低能、报纸的背离诚信以及人性的虚伪,文章还通过史料分析证明了这些问题的呈现正是作家所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写照,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意识。

文章以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为考察对象,结合具体作家的作品分析,认为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化的想象从告别革命、确认恋爱与启蒙的地位开始,最终走向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诗意化认同。也有少数作家认识到了现代化的真实与残酷性,感受到了灰色的西方的现状。无论是何种西方现代化叙事,都遵循着"新启蒙主义"的现代化叙事逻辑,这也构成新时期文学现代化书写内在的思想局限。

上海虹桥地区以其绝佳的区位优势和临近虹桥交通枢纽的发展机遇,引发了关于"城市西翼"、"大虹桥战略"等一系列的讨论。文章从虹桥地区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现状出发,基于经济地理理论,提出了设立上海"虹桥新区"的初步设想。继而讨论了"虹桥新区"设立的必要性及其空间范围;运用SWOT分析法对"虹桥新区"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挑战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虹桥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定位、战略重点及对策措施。

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施效果与最初的设计目的出现了偏差。从土地配置政策的设计、政策实施及后续管理三个阶段,总结分析国外土地配置经验对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启示。在增减挂钩设计阶段,要拓展增减挂钩的政策目标,采用多元化的调控手段调控增减挂钩;在增减挂钩执行阶段,要重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理性选择拆旧区土地配置方向;在增减挂钩执行后,引入土地储备制度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结余的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调配并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确定多元化的政策目标与调控手段,实现利益主体间的协同配合,拆旧区多维度土地利用类型适宜性评判,以及严格的后续管理与监督工作,都能够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有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