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对舞蹈艺术情有独钟，他在文学创作和美学探索中多有对舞蹈的描写与反思。文章择取其晚年创作的两部诗作《波马雷》和《阿塔·特罗尔》，就其中的舞蹈主题展开论述。结合 “肌肤作为身体界限的隐喻”的文化学观点，着重分析海涅诗作中重复出现的“跃出自己的肌肤”这一舞蹈描写模式，进而阐述诗人对舞蹈和越界的美学思考以及他的创作理念和诗学观。

西方文化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人为中心，以科学进步和崇尚理性为基本点。笛卡尔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二元论把事物分为主客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确立了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两者呈对立态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更是把知识即科学推至最高位置。知识是人掌握的，不言而喻，人的力量大无边，他可对自然任意操纵、利用和征服，且这种征服欲望越来越大，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也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工具，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说：“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结果就是美丽的人类家园——地球如今千疮百孔，呻吟叹息。而黑塞的小说《彼得·卡门青》则与西方主流文化推崇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待自然如亲兄弟并在自然及人的和谐关系中让自己的精神得以升华，找到了人生之路。文章试图探究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其渊源。

赫尔曼·黑塞不仅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多产的、睿智的文学批评者，文章试图从四个方面评述黑塞的文集《书籍的世界》，以此探讨文学批评对于黑塞的意义和其评论文字背后蕴含的深刻内涵。

随着中国的崛起，它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分量，资本输出大国的地位，全球贸易最大份额的权重以及军事力量的威慑力度，决定了中国同另外一个大国——美国的关系将远远地超出双边关系范畴，影响世界政治的发展。未来世界政治的质量会极大地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的质量，而中美关系质量的提高还有待于克服三个困扰它的结症，即政体观念落差、地缘政治对立和哲学思想背离。虽然这三个结症并不是不可克服，但它们的淡化需要双方的政治勇气、外交智慧和决策远见。

自2015年4月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表现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犹豫不决、到表示欢迎再到重新收紧避难政策。欧盟制度缺陷背景下的利益考量，使得德国在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表现犹豫；难民问题加剧、行动压力增大后，德国的道义与历史因素以及默克尔的个人因素使得德国在第二阶段率先打破陈规，对来自叙利亚等战争地区的避难者敞开怀抱；第三阶段，急剧上升的避难者人数、国内各界的反对声音、欧盟成员国不合作的态度，迫使德国重新引入边境控制，收紧避难政策。本文分析了德国在欧洲难民危机中立场变化的原因，并从德国国内、欧盟和国际层面出发，剖析了德国的欢迎政策以及随之发生的欧洲难民激增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3-2014 年度南非主流印刷媒体对金砖国家的相关报道,探析南非对于金砖带给南非机遇和挑战的理解。其中，南非在金砖框架内对本国利益的诠释以及对金砖组织的期待成为南非判断机遇和挑战的首要考量。

本研究基于对本土代工厂的田野调查，试图从“公—私”范畴入手，对当前中国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背后的一些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做出分析和说明。研究者认为，劳动价值和劳动者的被私性化，城市治理体系中公权力向私权力的让渡，以及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法外灰色地带的扩张，等等，这些复合的因素造成了今天代工厂工人劳动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城市因其独具的“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而成为人类文明的集聚地。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一国范围内或跨国（地区）间空间规模的重塑，导致区域空间规模治理成为一个历史性难题。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演进，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科学发展观下“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阶段性嬗变，并呈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三位一体”要素的耦合特征，展现发展思维的更新和制度安排的选择之制度试错逻辑。建构当代中国区域协同治理的新图景，需要从区域战略规划视角对区域治理政策框架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文章以田野体验和实地观察为基础，论述上海城市发展语境中普通民众的空间二元论对于社区重构的意义。笔者认为：将个体与集体记忆与权力结构和特定地方和邻里相联系，有助于我们观察、了解、体会和分析具有新上海特色的“士绅化”进程对于城市社区重塑的深远影响。笔者的初步发现表明：摧枯拉朽般的造城运动并未减弱当地人由来已久的地方归属感，相反，这种地方感会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当代都市话语和实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威尔第中年时期的代表作《茶花女》虽然是从当时流行的小说改编的，但在创作歌剧时，作曲家与脚本作者通力合作，对原作小说进行了很大的改动，削减了不必要的枝蔓，使故事情节更为集中，作品立意更加崇高，达到了近乎古典悲剧的戏剧效果。本文主要立足于将该歌剧作为戏剧作品，通过深入解读其文本，关注剧中出现的一系列关键概念和特定表达方式，揭示出作品中所包含的几种不同伦理取向的内在冲突，进而说明该歌剧所代表的西方艺术背后所依靠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思想渊源。

“国剧运动”的困境并不像以往所论的那样简单。学界往往忽视了它最初是于1924年在美国纽约被提出来的这一重要事实。从倡导者的知识背景、当时的美国语境及其模仿对象“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推断，“国剧运动”的“国剧”当是指“本土化话剧”。返回中国后，此一设想即遭遇到两重的跨文化尴尬：其一，“话剧”在美国被称为“national drama”原也顺理成章，而一旦在中国换称“国剧”，便受到了本土戏曲的挑战；其二，倡导者们在借用西方理论话语重新诠释与定位中国戏曲时，还落入了“以西格中”的运思陷阱。

文章将公共艺术实践中公众交流语境的营造、设计与实现置于网络空间文本中加以讨论，研究利用网络技术如何促进城市公共艺术实践中信息沟通和公众参与的问题。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探讨网络环境下公共艺术交流平台的构建方式。通过对“互联网+公共艺术”新范式的探索，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公共艺术信息交流互动技术框架图。

文章结合民族主义理论，观照中国近现代历史，讨论从民族国家到民族生态的理路，勾勒中国“以族统国”到“以国统族”的发展轮廓，提出民族生态的新思考。中国经历了从“以族统国”到“以国统族”的过程，外来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理想让位于多族共生、和而不同的现实考量。当今中国的民族关系已经不是互相兼并、互相排斥的民族关系，而是多元一体、互补共生的民族关系。拥抱差异，守望尊严，追求重叠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全新的民族生态圈。

一直以来，传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从宗教认同中寻求合法性，而现代国家则是通过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来解决其合法性来源，表现为公民身份的建构。但即使是公民身份得以建立，其体系也会经常受到其他身份认同因素的冲击。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认同仍会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正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一直重视关于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的认识，并探索出“政治—法律”制度性从属关系和“文化—心理”归属性匹配关系的经验。

文章从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提出的“雪为谁扫”、“雪由谁扫”的问题出发，论述了社会治理的四项基础规则，即个体权利和责任规则、交换与授权规则、保护弱者的规则、仁爱与善行的规则，并阐述了四项规则层层递进的逻辑结构关系。认为以道德方式为主的治理不是一种系统、可靠、公正、可持续的治理，依规则，依法治，才是构建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治理大道。

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实行行为属性而不是结果状态，对“法定危险状态”的判断是对实行行为属性的判断，而不是对危险结果的判断，“法定危险状态”只是一种主观判断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结果，不是“危险犯”的构成要件。通说所谓放火罪等犯罪中的“具体危险犯”，并非独立存在的犯罪形态，而是这些犯罪在实害犯既遂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放火罪等犯罪属于结果犯而不是具体危险犯。

从自然界取得标的物是否具有可专利性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2013年，美国分子病理学会诉Myriad基因公司案的判决结果引起各方解读，并促使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布了对涉及自然法则、自然现象和自然产品的可专利性判断的审查指南。文章通过对自然界取得的标的物授予专利权的判断标准分析，阐明专利制度对利益诉求的平衡作用和价值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