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汉德克被赋予了太多的标签：反传统、语言批判、文学实验、欧洲主流意识形态标准下的政治不正确……然而，拨开这些纷杂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汉德克本质上是一个纯粹的人文主义作家，因为，如汉德克自己所言，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他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他在这世界上存在的方式，文学就是他的生活和存在。同时，文学也是他表现世界的手段，是他让读者认识并改变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可能途径。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六八运动"的衰落,德语文学中激进的反叛和政治批判倾向逐渐缓和,文学重新回归表达内心和真实的功能。在这一"新主体性"文学的大背景下,汉德克的创作也发生了转变。《无欲的悲歌》和《左撇子女人》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个体努力摆脱日常生活无形的暴力,尝试给出自我认知、坚守主体意识的可能性方案。

文章以汉德克的说话剧《呼救》为例,探讨在被斯丛狄视为戏剧前提的人际图景破灭之后,戏剧何为,又当如何完成"戏剧的不可能之戏"。文章在戏剧文本和剧场空间的跨媒介环境中展开分析,以声音和听觉感知为切入点,对该剧的形式结构和以感知为特点的审美符号加以细致考察,对作为内容沉淀的形式要素加以总结,探究历史语境中戏剧美学功能的转换和戏剧感知方式的转变,以期摸索当代戏剧的审美转向。

彼得·汉德克的早期叙事作品以实验性和颠覆性著称。他以游戏的方式徜徉于语言与文学传统之间,不断对传统叙事形式进行革新。但不同于"为形式而形式",汉德克的每一种叙事方式都对应着一种"真实的现实"。他以文学创作的形式,邀请读者进入形式各异的虚构空间,使其获得对现实/真实进行体验和思考的可能。文章从汉德克的创作美学出发,分析其纷繁复杂的形式实验背后所奉行的文学理念,借以探求作品背后所蕴含的区别于绝对真理论的现代、后现代真理观。

唯有精准把握时代主题，才能准确判断当今、理性谋划未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秉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锐意改革，深化开放，推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影响进而塑造世界，成为推动全球变革的一支建设性力量，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不悖、相互影响。进入21世纪，全球变革如火如荼，大国兴衰如影随形，深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成为必须思考的重大议题。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随后对这一议题多次深入阐述，形成了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刻的战略判断。百年变局的战略判断基于中国外交哲学思考，是中国领导人深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认识的最新表述，是我们谋划新时代国际关系、推动中国外交全面拓展的重要立足点。

文章梳理百年变局及其影响,认为百年变局带给中国最深刻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和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而积极塑造战略机遇期应被视为中国应对百年变局的核心趋向。百年变局最根本的动力是科技产业革命与大国兴衰的加速,最深刻的体现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最能动的因素是思想观念激烈变革,最耀眼的表现莫过于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在坚持抓住、用好、维护战略机遇期等传统思路的同时,更应把延长和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作为主导战略方向。文章认为,应对百年变局,塑造中国战略机遇期,其基石在于聚焦中国全方位发展,推动全面开放;其关键在于锤炼全球视野,积极为世界提供新的战略机遇;其支撑在于夯实地区重心,优化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环境。

冷战后,国际战略界有关国际格局的认知中,一度流行"单极说""一超多强说"等观点。然而,经过冷战后30年的磨合、演变,时下的国际格局开始向以"两超多强"为基本构架的新格局过渡。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加上一大批"中等强国"(包括一般性大国、地区大国等),再加上影响力日增的一大批国际组织,将是新"两超多强"格局中的主要行为体。与20世纪以来相继出现的多极格局、两极格局(也可以认为是第一个全球性"两超多强"格局)、多极化格局以及所谓"单极"格局、"一超多强"格局相比,呼之欲出的新"两超多强"格局确实有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在新"两超多强"格局架构下,21世纪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较之以往也将有诸多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经贸、金融与科技竞争将替代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竞争,愈益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要选项;以全球化继续向前推进为背景,霸权主义及"零和"竞争等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糟粕将不断淡化、淡出,国际合作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将获得新动力,并将不断发展、强化。

自1980年代末开始,上海纪录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和观众的认可。海派纪录片有着鲜明的上海城市文化印记,更多地关注市民的日常生活,所传递的价值观都指向了对人们生活观念的贡献。在叙事策略上,海派纪录片更多地选择主人公世俗生活的状态作为呈现的素材,通过长镜头的运用和现场多角度中、近景切换,强调贴近性、现场感,形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美学风格。

在唐诗的隐逸诗中,有一部分隐者明确地以"高士"和"幽人"这两种形象出现。高士和幽人身上有共同的守正隐居之义。文章在这些高士和幽人相关的隐逸诗中,整理出这些隐者的七种隐居形式,提炼出相应的七种隐逸行为意象,即云霞自足、躬耕自适、琴歌自乐、林泉高致、医药道心、渔钓隐逸、杜康来乐。这些行为意象包含着社会意象、自然意象和人格意象,这些意象在之前的研究里也有学者以不同内涵的意象群进行过分析。文章将这三种意象作为论述的手段而不是论述的对象,用它们来帮助建构七种隐逸行为意象群,为唐隐逸诗意象研究提供一种方法。

人民主权学说是现代国家构建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最重要的理论学说,而仔细考察人民主权学说的政治逻辑以及博丹的主权论述,我们会发现罗马法在人民主权学说的发展谱系中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考察罗马法史中关于王权法的论述,以及罗马历史中元首和君主权力来源的证成,特别选取奥古斯都、维斯帕芗授权法和乌尔比安关于元首治权的讨论为研究对象,梳理王权法与人民主权传统的思想关联。文章认为,罗马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经由中世纪注释法学派的传承与努力,为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与学说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根源。

康德关于男女两性的讨论非常重要,既涉及美感与崇高感的不同,又事关感性与知性的分离和结合,而且还有意建立自己的性别正义论。这种性别正义论有生理学和政治学的双重根据。从政治学的根据出发,自由、平等、独立的两性关系得到了确立。从生理学的根据出发,两性的差别得到了承认。双重根据叠加,一方面承认了男女两性的差别,一方面把两性平等设定为自己的范导性原则,而不会使两性差别固化。缺失了双重根据中的任何一个,固然可以获得一种明晰或确定性,但因此却更容易陷入英雄式气魄承当的狂热之中。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启了一股另类的理论潮流。佩里·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了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解释,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性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共性逻辑的核心在于坚持意识形态优先论。经典作家强调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青年卢卡奇则坚持意识形态斗争的首要性。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客观地充分认识社会的主体,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动性,但是主体首先要在意识上从现存制度下解放出来。青年卢卡奇反复强调,这种主体能动性不能等同于建立在孤立的个人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必须通过组织或者政党的作用才能真正成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

薛舒的"刘湾镇"小说系列展示了上海郊区小镇的风土人情,她既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了其中的封闭和凝滞,也发掘出了刘湾镇的自在、古朴、反抗以及挣扎向上的力量。薛舒借上海这一"他者"的设定,彰显了"刘湾镇"的"仁"和"义",以此表达带有"江湖"色彩的叙述立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建构了"江南文化""诗性"底色之上的、现代"城市化"之外的又一种审美价值。

20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又一次浪潮，将是世纪之交时要出现的垃圾革命。”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表明，人类在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治理与共识方面存在巨大赤字，这一波及全球人类的公共卫生灾难和全球社会悲剧，警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模式必须有一场绿色的变革与转向。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南。垃圾分类作为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又是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我国乡村废弃物数量激增,垃圾成分日趋多样化。垃圾分类治理是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但在实施中受村民分类意识不强、内生演进动力不足、回收市场机制缺失、末端治理设施供给不均等因素影响,许多地区乡村垃圾分类工作举步维艰。文章从垃圾分类活动的外部性、微观主体的有限理性、分类机制缺位等制度性因素视角,就乡村垃圾分类治理困境及根源进行了分析,借鉴浙江乡村垃圾分类典型经验,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等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文章通过对上海郊区、云南大理和福建龙岩三个地区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实践进行考察,深入分析社会力量主导、政府主导+社会动员、依托乡土资源优势+现代农业三种生态治理探索实践的特征、具体做法、共性和差异性,从中梳理出适用于不同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