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自启蒙时期的一种历史性思维方式将当前的时代和过往的一切时代区分为不同的“世代”，并通过当前世代与过往世代的区分和断裂来理解现时代。尼采、海德格尔和云格尔以各个不同的方式继承了这种所谓的“世代思想”，即这种对现代的理解。文章基于对艺术作品，尤其是对柏林“新博物馆”的哲学解读，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解现代性的可能：无须截然排除传统，而是着眼于作品中传统与当下的共存，来发现其中“非时间地属于今日”的面相。

文章研究了近几年新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82卷中收录的《〈存在与时间〉持续批注》这一文本。与《存在与时间》的先验立场不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首先发展了一种有关“开端”的思想，开端被理解为在伟大的历史时刻涌现的发生事件。这种开端进一步需要在此在的跳跃行动中被打开，而不是现成存在在那里。与此同时，《存在与时间》中也存在着对在《〈存在与时间〉持续批注》中得到发展的观点的预见。文章最后则试图对《〈存在与时间〉持续批注》进行批判。

海德格尔1919年的“费希特阐释”虽然含蓄而简略，但却具有重要意义，对此的探讨既可使人看清其备受重视的1919年讲座的深层语境，又可使海德格尔1929年“德国观念论讲座”的真正依据得到澄清。为此进行的文本分析意在阐明早期海德格尔的“费希特阐释”何以堪称一种“世界之开显”：它根本地意指以“人与存在之关联”来重新解读思想传统的契机之形成，即在极限性之思中追问同一者之道路的敞开。

大运河文化的活化利用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好地实现遗产价值、推动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有效手段。文章以协同创新理论为依据，针对大运河文化活化利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对于提升主体创新能力、推动资源要素整合、促进大运河文化资源转化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文章详细阐述了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并从政策、人才、科技、资金和制度等五个维度提出了构建该网络的基本思路和策略。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不仅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激活文化和旅游资源潜能、不断催生文旅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共生理论框架，阐释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共生的条件、单位、界面、模式和环境，分析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机理，然后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例，阐述了其在融合发展中的现状与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增强共生单元能量、优化共生环境、构建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拓展共生领域等发展策略。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举办不仅关乎自身发展，还直接作用于构筑丝路文化传播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民心基础。研究认为影响力是电影节赖以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产业价值、社会价值等多重价值的基础，并且在促进电影事业发展、文化传播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基于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影响力的实证调研，结合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发展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影响力与电影节多元价值实现的路径，进而力求为提升中国电影节整体影响力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0世纪以来，雾霾日益被认定为“非传统安全”，生态城市成为应对这一危机的新理论范式。生态城市雾霾治理政策框架包括生态产业转型、绿色生活、生态伦理、生态科技、生态立法与生态教育等六个维度。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是导致雾霾形成的外部性原因，生态城市以低碳、智能生态、可持续、生态主义等为基本特点，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绿色经济”又建立在“绿色产业”之上。对于一些西方国家而言，生态城市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向“绿色资本主义”与“绿色经济”过渡，这有利于减少雾霾灾害的发生。“清洁生产”和“生态产业”是生态城市全面发展的关键政策，一个永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应尽量减少对周围非再生资源的依赖。虽然生态城市政策在雾霾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于面临着经济迅速发展和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压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产业转型并非易事。同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因素也会在能源流和物质循环等方面限制城市模仿自然的能力。

文章通过梳理现有的新市民住房政策，分析新市民的住房现状，对新市民的住房困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新市民的住房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矛盾上：各城市所需要的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与相应住房政策不匹配之间的矛盾，新市民的住房困难与住房保障覆盖面之间的矛盾，新市民的租房需求与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住房政策的普适性与住房困难的特定性之间的矛盾。根据国家的各项指导意见，结合新市民住房问题产生的原因，文章提出了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的目标和原则，并从供需两端施策、因城施策、地区间联动施策等角度提出了近期、中期、远期分阶段的具体实施建议。

汉语哲学的提出是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中国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揭示了汉语结构对思想构成的深刻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语言特征。汉语结构的特殊性使得汉语的意义表达具有了语境敏感性等非语言特征。汉语可以表达与其他语言共同具有的普遍概念，哲学翻译则承载着意义转递的功能。汉语哲学不是关于汉语本身的哲学问题，也不是关于汉语能否表达哲学的语言问题。汉语哲学是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哲学的普遍概念是否可以在汉语中得到理解的问题。中国哲学是通过对语言意义的梳理而得到阐发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哲学，也就是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而表达哲学思想，以解释汉语的微言大义来阐发自己的哲学。

思想史的考证方法需要资取传统学术的资源，更应该推陈出新，自觉确立适宜于自身要求和特点的考证方法。其方法论旨趣在于：切入哲学思想语境以及制度语境之中，深入开掘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分析哲学语词与概念之间的思想逻辑等方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诉诸“德音”“神明”和“卮言”三个范例予以深入阐释和论证。

人们对词语产生及变化的动因的追溯，发端自古典时期的语言探索，近年来逐渐形成一些颇具特色的发展方向。其中，词语理据研究在功能主义范式的助力下，进行了并且正在进行着理论酝酿、研究对象、语料准备、个性术语、操作方法等方面的积累，旨在建构一门以词源学为母体、以像似论为参照、以词汇学为归属的新兴学科——“词语理据学”。从词语理据学的性质和定位来看，它源于认知功能语言学，更与解释语言学相契合。

不同文明下的人类语言在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发生深度交互。语言形式的使用和理解受到文化规范的制约。实验社会语言学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包括文化标准、文化预期以及交际环境，如何制约语言的使用方式；反之，语言的使用方式如何塑造社会行为。文化定义了相同种族内部的共性，即通过言语的和非言语的社会交互习得特定的社会规范与行为习惯。非言语（或“副语言信息”，如嗓音、面孔等）表情的编码和解码规则揭示了社会交互中文化与非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规则的文化间差异定义了“文化修饰规则”。这些修饰性规则限定了说话者使用的表情是否恰当，声明了听话者应该如何以及向谁表达这样的意义。为了维持人际沟通过程的和谐，避免出现障碍，特定文化族群内的个体会积极有效地、自动地使用这种规则来编码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述。最新的研究通过语用学、语音学、实验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多研究方法整合来揭示有关言语和非言语表情加工的跨文化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