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莱辛的启蒙反思为入手提出：适度启蒙与绝对真理是否可能？虽然“反者道之动”是事物发展之常理，但二元相争的基本态势往往决定了场域位置的“轮流坐庄”。莱辛作为具有前瞻性的启蒙精英，提出人类教育的命题，这不仅是简单的道德教养或教育问题，更是表现出中庸之道的具体定位，即在“二元结构”中构建出可能的“三向维度”。借鉴侨易学理论资源如“二元三维”的基本结构，文章提出“一组二元”的关系，即强调在“故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概念及其对理性与信仰冲突的调和。这种基本思路，不仅隐晦地出现在莱辛的观念之中，尤其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的文本实践之中。所以歌德、席勒所试图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所谓“古典图镜”，其实早在启蒙时代就已开启端绪了，“适度启蒙”的标示仍表现出莱辛的基本立场，而“人类教育”方案的选择则显示了他脚踏实地的探索姿态，更体现出他所选择的中庸之道的具体定位。

世纪末的德语诗坛处于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阶段，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德语诗歌在形式、媒介、主题上都实现了新的突破，然而鉴于二战以及战后几十年的政治风波背景，诗人们在尝试美学实验的同时依然保留着一种审慎的政治思考。世纪末的诗人既勇于打破陈规，解构诗歌，也有意识地从传统中汲取新的灵感，哀歌传统、古典风格的复兴也促进了诗坛的血液循环，令世纪末的德语诗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精彩面貌。

节奏是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的基础，节奏概念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希腊，节奏的基本含义是形式、结构，是决定事物的本质。节奏也是现象学所认为的现象“形式显示”的“形式”，是现象学的“基底”，是对时间空间的统一直觉形式。语言是在形式中展开的，因此节奏是语言的基础，语言中的节奏也表达了我们基本的生存情绪。节奏作为约束又体现了审美教化功能。通过对节奏的分析可以深入理解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诗学。

随着东亚地缘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及日渐突显，俄美两国纷纷调整国家战略的关注点和地缘战略的着力点，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安全等多个方面不断出击，凭借着长期的、相对的地缘优势条件，持续向东亚地区实施“倾斜性”的战略投入。这表现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带动的地缘战略调整，以及美国的“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正式出台及加快落实。俄美两国对东亚地缘战略的调整动机及实施过程多有不同，其加大力度不断介入该地区事务的一个战略后果是，使原本就矛盾交织、利益复杂、格局纠结的东亚地缘形势变得更加微妙，也为域内国家地缘战略的再调整提供了新的背景和回旋空间。

随着公共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媒体作为公共外交的关注重点，其研究价值也不断提升。文章借助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对公共外交中西方媒体对我国误读甚重这一“媒体困境”进行系统分析。以德国媒介制度为例，考察了五组媒体运作中受政治干扰的变量，并从大众传播理论的视角，对公共外交这一传播过程中的五个节点进行研究、提供建议，以减少或消除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中的有意误读，打破公共外交中的“媒体困境”。通过公共外交的有效进行，有利于促进他国公众对我国的深入了解，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战略意义举足轻重。

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却沦为城市弱势群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的内涵界定较为模糊，测算方法以定性为主。上海市作为崛起中的国际大都市，已成为农民工的高度聚集地。文章回顾了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演进路径，通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模型，定量测算了这一转化过程的公共成本、个人成本及其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工程若在城市资源利用可承载范围内按节奏合理推进，其公共和个人的收益均高于相应的成本，可实现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双赢局面。

在特大城市人们对市民权享有基础所持的权利观念是一个重要研究议题。理论上，基于户籍的市民权是一种集体特权，而基于贡献的市民权是一种个体特权，均与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权存在差别，这构成了户籍制度和地域流动背景下的多元权利观念及冲突。调查发现，人们普遍认同市民权是特权而非公民权，但对市民权是否户籍权的意见并不一致，因此将市民权与户籍简单挂钩的做法值得商榷，但强调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市民权赋权逻辑具有较高的民意基础。虽然“土客”都认同市民权是一种特权，但存在着集体特权和个体特权的冲突，需要解决哪一种权利有优先性的问题。从影响因素看，制度、移民和市场身份都显著影响人们对市民权权利基础的态度。

我国的雾霾天气已经发展成为大面积的城市群复合空气污染，表现出跨界危机的典型特征。跨界危机具有“地理区域导向”的演化机制，而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却是一种“行政区划导向”的制度安排，这是应对跨界危机的根本性矛盾。文章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三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各地分头制定的应急预案虽然较好地解决了辖区内不同职能部门的功能整合问题，但是普遍缺失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机制设计。研究认为，受跨界危机影响的地区应在属地管理责任明确的前提下及时编制跨区域应急预案，重点加强区域之间的预案协同，在组织机构设计、预警级别和响应措施方面考虑区际衔接，使之成为一个兼具独立性和协同性的跨区域预案体系。

《赵氏孤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如何理解“赵氏孤儿”现象，尤其是在上演的不同版本中，采用了不同的改编和解构策略，这种改编和解构又意味着什么？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赵氏孤儿》从历史到故事传说的演绎过程，从戏曲到话剧的改编过程，是一种母题的置换变形；《赵氏孤儿》表现的是复仇的神话母题，但是在话剧改编中消解了复仇的问题|《赵氏孤儿》的舞台空间，是一个不断仪式化的过程。

杜威在更为原始的意义上来考虑艺术，出于这种考虑，艺术与行动的内在联系得到了意味深长的揭示。一般看来，艺术与行动的关系仅仅在于作品是人的活动的产品，而杜威指出“作品”这个词本身就有过程与产品两重含义，名词的意义是由动词的意义获得的。同样地，对于作品和对象的感觉也是融于行动之中的。一方面，感觉对有机体的行动起着前哨的作用，另一方面，感觉彼此之间又不是独立的和排他的。这样的感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为私人对象而存在。作品以及感觉同行动的相融体现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的原则成为杜威对政治专制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

文章是潘雨廷先生（19251991）遗稿《诗说》的选刊。《诗说》是一部从《易经》的角度解说《诗经》的著作，没有最后完成，然而大体已见。全稿分四卷，前三卷分别解说《风》《雅》《颂》，第四卷阐明《诗经》的纲领。此处先行刊载其中的《序》和《赞》，供经学研究者参考。

由于孔子和柏拉图的政制观念对其诗教观念具有决定意义，只有基于孔子与柏拉图政制观念的异同，才能更有意义地比较两者诗教观的异同。就根本理念而言，孔子和柏拉图的理想政治秩序都可以被归结为基于人性差序的贤良政制，因此，诗教在孔子和柏拉图那里都表现为贤良政制所要求的政治德性教化。但是，尽管上述德性教化在孔子和柏拉图那里都以中道或节制等原则为重要旨归，由于作为孔子理想礼制道德基础的“仁”与柏拉图理想城邦所要求的绝对公共德性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孔子之《诗》教观念与柏拉图的诗教观念之间必然存在重大差异。

普鲁塔克的《论学诗》是一篇教育学著作。他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展开关于诗歌的讨论。诗教不仅是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的重要部分。文章尝试通过对《论学诗》第四章的具体分析，考察普鲁塔克诗教思想与《论语》中诗教思想的相通之处。

《骆驼祥子》的英语重译现象是中国文学外译史上的重要历史个案，也是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成功典范。文章从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定义出发，通过比较金译本和葛译本的文本差异，发掘了两个译本的文化折射性、翻译接受性以及阅读的超然性，以论证翻译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对其两个译本的差异和接受过程进行考察，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学“走出去”应采取接受语境为导向的文化推介战术。

文章探讨钱锺书在其文艺批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关于语言问题的看法。语言哲学中一个通用的做法是进行逻辑分析，而钱锺书认为逻辑思维产生的语言不适合文学作品，文学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不合逻辑的新奇化语言在一种语言中的沉淀，是造成语言特异化的基本原因。在阐述了钱锺书言语解读模式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讨论了钱锺书关于言说动机的看法。整个探讨基于钱锺书与西方语言哲学家的比较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