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的彼岸》第一章是一条从形而上学回到灵魂学的道路。形而上学家遗忘了真理之爱必不可少的前戏,尼采继康德的认识论批判之后,提出真理与生命的关系问题,对形而上学展开灵魂学批判,其实质是对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式批判。灵魂学打破"我思"、"我愿"等灵魂原子,揭示了灵魂的权力意志结构;同样,只有从灵魂学层面出发,权力意志概念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权力意志的灵魂学重新打开了通往道德、政治、科学、宗教和哲学等诸种基本问题的道路,尤其更新了哲人的自我认识。只有权力欲的哲人必定沦为教士,而仅有求知欲则只能沦为学者。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哲人是以真理之爱为母、以权力意志为父的灵魂类型。权力意志的灵魂学重新张开精神之弓,为现代性的克服开辟了道路。

Der Wille zur Macht作为尼采未完成的代表作,在尼采哲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关于这部著作——同时亦为该概念——的中文译名,至今诸位学者仍然众说纷纭。现在学界通常将其称为"权力意志"或"强力意志",但至今尚无统一译名。文章从叔本华对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尼采对"肉体与意志"关系的认识出发,研究权力意志所代表的哲学内涵,并以此探讨"der Wille zur Macht"的译名。

加缪与卡夫卡都对普罗米修斯神话做了新的演绎:加缪以绝望的普罗米修斯对美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来反抗历史意志与宗教审判,而卡夫卡则以化作山崖的普罗米修斯来预示无法获得神圣审判与救赎的现代人之绝境。加缪的"局外人"默尔索与卡夫卡的"乡下人"K皆非因"罪"被处死,两个现代普罗米修斯神话同两场现代人不得不出席的法庭审判,构成了一次深刻的对话与交锋:加缪强调卡夫卡的作品是"普遍的",不属于真正伟大的荒诞性作品,而卡夫卡笔下的法庭则判决了反抗者神话的终结。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强创新的能力、壮大文化企业的集群、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建设文化产业服务平台体系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措施,其重点包括:发展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和交易平台,集聚大量的资源;发展创意和设计服务平台,促进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多样化的市场服务平台,包括政府投资的政策型平台和企业投资的商务型平台;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服务平台,扩大中国国际文化贸易的优势等。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进入调整转型阶段,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廓清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要素,遵循区域经济活动在空间、结构和组织上的最优化原则,立足于区域文化产业的增长与发展,有效配置资源,寻求区域文化产业的差异性,不仅可以促进国家文化产业的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的完善,也可促进区域文化产业的可持续竞合发展。

文化空间具有双向维度,与文化生产的双重性一脉相承。文化生产是文化硬生产与文化软生产的结合。文化软生产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不同因子在文化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网络游戏是文化空间软生产的一种形态,对上海文化空间软生产体系的延伸与活跃具有关键作用,其示范效应成为构建上海文化软生产体系的起点。上海文化软生产的集聚是一种"R(现实)&V(虚拟)模式"。文化软生产的发展格局、态势与趋向将牵引上海文化空间格局的重塑,需积极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构建产业链上端与版权体系作为文化软生产的核心,并通过文化软生产的集聚拓展、优化文化空间,推动上海在国内外文化市场多维度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的生态位。

在简要回顾日本历史保护立法进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2000年之后的《景观法》和《历史风致法》,针对国家层面的法规体系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措施、市民保护运动和地方景观条例与国家立法的关联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促进作用等进行了分析,并以京都市为案例,围绕历史风致保护规划、促进保护活用的法规政策与公众参与、京町家保护再生实践等方面的情况展开论述。通过对日本国家及地方层面保护制度特征及实践经验的总结,旨在为我国的历史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为"建筑批评"的言说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平台,建筑批评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扩展并获得新的特质。这种特质不仅表现在批评途径的丰富性,批评模式的即时性与交互性,批评主体圈层的多样化、分众化等方面,更凸显在新媒体对建筑批评话语的强大构建力上。文章以"东方之门"事件为研究对象,从议题设置、话语表达方式、语态设定、话语权争夺等方面,考察新媒体在事件传播过程中对建筑批评话语构建的作用,由此阐述建筑批评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策略与新特质。

当前,"互联网思维"、当代艺术和新技术等三种业界环境的变化给电影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一场区别于传统电影经验(包括创意、制作、发行、接受以及美学文化)的产业转型已经引发人们对于电影进行全新的认知。电影进入一个新的文化样式时代,逐步需要重新认识、命名和定义,以赋予电影更为广博的与时代契合的新姿态、新方式和新性格。需要清醒认识的是,电商资本、大数据库、互联网思维、数字技术等为电影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是,对于电影艺术而言,人与影像的关系仍然并未改变,而是日益加深。

中西灾难片在内涵和价值观上大相径庭,呈现"异质性",中国灾难片"好莱坞化"之论值得商榷。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灾难片可以从叙事、影像构成上学习西方,特别是好莱坞的成功经验,但是在文化内涵上,绝无必要厚此薄彼,没有必要"好莱坞化",应该坚持和张扬民族特色,用东方文化内涵来表达天地人永世共存的理念。

低幼悖论是存在于中国动画电影市场上的一种内容低幼批评与市场主流低幼化并存并导致非低幼动画难以发展的双重矛盾现象。低幼悖论的存因是文化商品二重性导致受众二重性,即文化受众与经济受众不一致。破解低幼悖论则需要从区分文化受众与经济受众入手,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的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构建了两面夹击日军的战略态势,不仅迫使日军大量兵力陷于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且消耗了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迟滞了日本的"南进"计划,粉碎了德日妄图霸占全球的战略,是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亦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国共两党正式讨论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问题,是从1937年6月国共庐山谈判开始的。虽然最终没有取得中共认为理想的结果,但由于共产党人就这个问题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积极影响和直接推动,终于在1938年3月,由国民党在武昌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厘清《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要件是保障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正确运用的关键。文章首先分析了学术界主流观点的认识偏差,然后从字面意义和立法者真意等角度就《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要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并结合《公司法》的相关条款论证了各要件的合理性、合法性;文章最后结合第20条第3款的三项适用要件论述了举证责任的分摊问题,并探讨了在这里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行政审批生效合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很多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报批义务的性质以及违反报批义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学界对此有较大的争论。目前的研究集中在解释论的范围,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局限性。因为,如果立法本身存在重大问题,纯粹运用解释论是难以奏效的,应结合目前国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从立法论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制度。首先分析该制度的立法和研究现状,其次研究该制度的存废问题,最后对该制度废除前做出过渡性安排,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关于秋冬行刑的论述颇多,但是系统地讨论东汉有关立法、立法争论、立法背景的著述却不多见,文章试图抓住东汉一朝注重对司法时令立法的特征,系统考论东汉一朝有关秋冬行刑的立法变革、立法论争论以及背后的思想观念。其中反映出的立法与人民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对今天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