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尼采的早期著作开始，指出尼采所说的“国家的衰落”的过程具有一种悲剧性逻辑。这一悲剧概念可以被视为尼采的国家构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尝试从尼采的悲剧观念引出意识形态上的、理论上的后果。文章将借助诸如“假象”、“因果性”及“实践”之类的关键概念来讨论尼采的政治思想，并尝试联系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政治理论，揭示尼采哲学对于一种批判性的政治思想的孕育能力。

尼采的晚期著作有多种，其中心主题是应对尼采所感受到的欧洲文明危机。在尼采看来，欧洲文明危机的表征是“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起，智识人都变成了“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精神”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而是“民主品味”的奴仆，自由主义者不过是“狂热分子”，自由主义哲学标志着欧洲哲学传统已经堕落为一种宗教教士的神学，不再具有高贵的精神。尼采在晚期著作中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是要重估启蒙哲学所宣称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尼采重申，西方和东方的古典文明传统才是真正的而且是珍贵的普世价值。

文章讨论了尼采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艰深的概念“永恒轮回”的多重意义。尼采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轮回观：他自己的轮回观和小人的亦即悲观主义的轮回观。正是从对同一物的永恒轮回观出发，尼采肯定了力、偶然性和生成的自主性，从而肯定了生命本身。

文章关注的主题是鲁迅如何接触、介绍、翻译、理解尼采，以及在此过程中尼采如何影响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从材料细节上梳理了留日时期的鲁迅对尼采的接触、中国学界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研究状况、尼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尼采对鲁迅的影响等问题。此外还比较了尼采与鲁迅的相似与不同。

德国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实际上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化理论家。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研究中，韦伯深度展开探讨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其所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对西方世界观“除魅”的阐释中，韦伯揭示了现代价值观的竞争和冲突，呈现了现代文化“秩序过度”与“冲突过度”的复杂纠缠｜在对西方理性化命运的探究中，韦伯分析了西方自律艺术的形成及技术与艺术进步的关系。这些重要观念，不但对现代文化生产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对当代文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概括韦伯的文化观点，为当前正在讨论的一些文化议题提供一些新的资源。

中国文化产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显示出平台信息化、内容虚拟化、消费体验化、产业跨界化和贸易国际化五大趋势。

当下的许多商业电影经常会展示一种浓缩、跳跃和抽象的全球景观。地方政府的城市营销意图趁势而上，于是出现了许多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商业电影。创作者对叙事的轻视，投资者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这些电影中的景观展示往往呈现为广告植入的效果。文章试图论述的是：电影景观要产生视觉快感须以成功的叙事为前提｜城市营销所要达到的受众认同效果更有赖于电影叙事中对地方的情感投射，也就是影片所蕴含的地方感。

持续七年（2005-2013年）的“老城南保卫战”是南京旧城改造运动的转折点，也是南京当代城建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文章以该事件中数度出现的一幅明代古画《南都繁会图卷》为主线，对事件进行剖析，为该事件提供一种新的诠释的可能性——该画卷在2005年以景观雕塑的形式首次介入城市空间，这使画卷中的“场所精神”被唤醒，对“老城南保卫战”的进程产生影响，最终带来画卷中的空间形态、使用方式的回归。

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美的感受不一样，构建景观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古代尤其是宋元时期在江南地区生活的文人士大夫依赖当地的水、竹生态，通过对庭竹、盆竹的欣赏和培育，以及竹画等方式，积极地创作出以竹为审美对象的园林生境，这个传统成为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重要物质和精神来源。

王红公不仅是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文化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位生态意识超前的思想家。他在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尚未意识到人类生活和思想的生态基础前，已经通过广泛地吸收东西方的生态文明成果，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哲学观。其中佛禅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其生态哲学整体观对华严宗的吸收、其变易思想对无常观的吸纳更是值得关注。因为从王红公与佛禅的因缘入手，可以重新阐释其生态哲学观中看似矛盾的部分：内在与超越、人格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矛盾。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家，郁达夫和岛崎藤村的小说都具有浪漫的抒情性和自叙传的特点，并在关于人生和性的苦闷的文学主题以及偏重自我暴露的内心告白和忏悔意识等方面都有相似性。但在诸多相似的文学特征的背后，却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相反的变化轨迹。相对于岛崎藤村从“大我”出发、向“小我”收缩的变化特点，郁达夫则是以“小我”起步，循序渐进地不断向“大我”拓展。这种差异性的出现，既是他们对所承载的文学传统的趋近与回归，也是他们不同的文学使命和人生态度使然。

文章通过考察“作”与“做”的古今演变，针对“作（zuò）”与“做”的混用现象，从“作（zuò）”的虚化、词素化以及语法化趋势入手，由语音形式、词类、语法结构、四字格词化成语和语义特征以及扩展转换形式等方面， 对“作”与“做”的语用规律、辞典及语用实际规范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不少词语与释义包含着或显或隐的理据信息，可以进一步分为背景知识型、外来语型、隐喻型、内部形式型和释义型等五类。前三类一般有专门的元语提示词，标释明确。后两类基于语素或“字”，是理据资讯的主体｜它们有的一目了然、不言而喻，有的却需推求、激活。《现代汉语词典》理据信息表露既呈现出诸如“词的构成语素与词义大体挂钩，许多词的理据因此较为透明”等特点，也存在有“指导目标欠明、分类标准不一、标释手段隐晦”等不足，但整体上符合《牛津》、《韦氏》等国际性外语词典提供词源理据的通行做法，开创并引领了国内辞书界“词义词典”增附理据元素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