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尼采一生创作了许多诗歌，从中学时代的抒情诗到1888年的《狄奥尼索斯颂歌》，他的诗歌创作历经了30年。但尼采诗歌似乎并不好读，也难于讨论。尼采诗歌可分为抒情诗（歌曲）与格言诗两类，其抒情诗的顶峰是酒神颂歌，而格言诗则更多的是传达尼采的哲思。区别于音乐性的抒情之歌，尼采把自己的格言写作命名为“无歌的思索”，而且用“嘲笑”“狂想”“跳跃”三个词语即“戏谑”的用语来描述之。在尼采那里，激情的抒情诗与戏谑的格言诗并不构成一种对立。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指出，“到来中的哲学家”许诺了一种哲学的真理，不同于寻常的事实真理，哲学的真理是具有个体性的。尼采的论证借用了康德那里的“知性特征”，但他把权力意志进行了普遍化，使之作为万物的“知性特征”，以此提供一种并非源自事实的理解世界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尼采建议用“可显现性的层次”来取代“真”与“假”之间的本质对立。讨论哲学的真理是否有效，就要去讨论显现的特征，包括显现的层次以及显现之可能性，而这是自由精神们的任务。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旅游业陷入寒冬，同时也给我国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警示和反思。科技已成为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改变了文化旅游的消费模式，而且为提升文化旅游质量提供了新动能，使文化演艺旅游、博物馆旅游、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等文化旅游新业态也随之涌现。科技的发展也使人们更加倾向定制化消费、 理性消费、沉浸体验式消费和“网红”消费，同时，使文化旅游消费呈现出新趋势。为了进一步创新文化旅游业态，促进旅游消费，需聚焦“大融合”，实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新突破|应以科技创新推动文化旅游业态创新|要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坚持人才兴旅策略|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支持，推动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发展。

创造性作为“文创”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文创从业者的必要品质。基于创造性行为交互模型，通过对358名文化创意产业员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员工的创造性人格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高创造性人格的个体更容易获取高水平绩效；创造性角色认同在二者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创造性环境感知对创造性角色认同和绩效水平的调节效果显著，并且创造性角色认同的中介效果在高创造性环境感知水平的员工中最为明显，相较于低创造性环境感知水平的员工，高创造性环境感知水平的员工的创造性角色认同与绩效水平呈正相关。研究结果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组织和部门从打造创造性“情境”着手提升员工创意绩效，为优化组织氛围、调整激励机制提供了针对性的靶点。

作为实景演出开山之作，《印象•刘三姐》通过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创意转化，实现了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与产业带动，引领了行业的兴起与发展。然而，多年来利润可观的《印象•刘三姐》遭遇破产重组，反映了当前资本介入文化领域引致的企业经营管理危机。一方面，由于屡次股权变更、多次资本运作，其落入了被重复质押担保的“资本陷阱”；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混乱、监管体系缺失导致风险发生，其自救乏力。实景演出具有文化、经济、伦理三重属性，经营失当会导致文化内涵稀释、文化资源耗损。为克服管理失灵、避免文化产业泛资本化，可借鉴“文化例外”的原则，在文化市场引入政府公权力，并从文化企业信用评价、文化金融体系构建、文化市场风险预估等方面对其加以约束与监督，从而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演艺产业良性发展。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经历了一个从平面化到立体化的空间演化过程，并进入到了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为引领的城市群中国时代，构建了大都市圈发展格局、跨域经济带发展格局、跨域城市群发展格局、区域发展格局与跨国经济文化带发展格局相互联通、贯通与叠加，融“都带群区路”等发展战略于一体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空间布局格局。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战略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空间布局战略体系的演进，折射的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自身发展的演进逻辑与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开辟的发展逻辑的“双重逻辑”建构，以及由此开创的人类社会以大都市圈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叙事重构的新篇章。大都市圈以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探索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引领城乡融合发展、实施新型“都带群区路”融合发展战略体系的多重目标而成为介于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之间的最佳实践场景和发展形态，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抓两头促中间”的区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路径，即在宏观层面上注重“顶层设计、规划引领、制度对接”，在微观层面上重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准一体”，在中观层面上推动区域“产业链集群发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为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绩效，最终走出一条由人民本位观引领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新型城市发展道路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大型城市展览通过“建筑在场”的营造，融合空间、传播与城市进程的展示，推动城市空间的生产，强调了激发建筑“媒介性”在城市文化创生与传播过程中的必要意义。在当下网络化的城市变革中，新的技术与展示方式成为新趋势，但在地的空间体验与信息传播的融合仍将是实现城市公共空间创生与传播的重要手段。

伴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历经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锤炼，超负荷运转的社区与单凭市场化不能完全尽责的物业正面临合作治理的新场景。双方作为基层治理中原本各司其职的主体，目前一方要担负指导与监督职责，另一方要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也即要走向资源共享、携手共进的伙伴关系，各方从认知到行动均尚未做好充足准备。后疫情时代，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抑或社区与物业自身，须在平等赋权、公共协商及数字赋能方面进行持续推进，以创建基层主体之间互嵌共生的合作图景。

中华文化是一种关注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寻求化解天人、人己以及身心矛盾的积极策略，创造和优化生存条件，努力实现人类利益最大化的文化系统。中华文化将“人”理解为共同体中的“人”，从而规定了“人”的存在的关系性与主体性。这意味着，现实的人具有双重本质:关系之角色，独特之价值。要成为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个体需要在精神层面超越现实的社会关系和角色限制，发现并展示自身与生俱来的个性化要素，成为独特于他人的价值存在，亦即既要成人又要成己。中华文化正是在共同体视域下，以成人成已作为伦理本位与价值追求，构建起整个社会生活的文化系统。

历来研究儒、道伦理的学者都不甚关注“忍”，也更少从“忍”的视角来讨论儒、道伦理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共通性。“忍”不只是一般所认为的否定性克制，而是内心肯定下的否定性调控。从实践过程看，“忍”就是自我不断成长以致能控制局面的过程。其过程可以分成区隔、胜出和自如三个阶段。在伦理实践中，“忍”的过程就是实践主体的道德信念从确立、强化到认同的心理过程。儒家伦理实践中的“忍”表现为立志、不动心和大公顺应三阶段;道家则是守静、凝神和合道三阶段。虽然儒、道追求的伦理目标不同，但在伦理实践的过程中都呈现出“忍”的三个阶段，以此证明儒、道伦理在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梁漱溟自觉理解和吸纳西方的时间理论，同时回归和发掘东方的时间智慧，融会贯通，展开了富有创见和启发的“时间”之思。从佛学立场出发，梁氏将“时间”限定于世间之现象，并强调世间以出世间为归宗，人类终将超越时间。就随顺世间而言，生活是以“意欲”为基而展开的“事的相续”，此即“时间”之本质。意欲活动的不同方向，造就了生活的多种可能和时间经验的丰富性。结合唯识学，他剖析了个体生命的时间性以及建构时间现象的过程和方法。在世间，梁氏推崇“意欲持中”的中国文化，主张“重当下”以实现个体与民族生命的恢弘与绵延。他以“时宜”估定文化价值，并宣称中国文化之“时”已到来，努力为其复兴开辟未来。梁漱溟之“重当下”实即倡导一种以家庭亲情为重、以日常生活为要的时间观，这对现代人安顿身心有重要意义，至今仍有强劲的生命力。

语言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其一，政府的工作语言、公关语言和大众交际构成了城市基本的语言信息交际状况，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的“多言多语制”是其基本的语言面貌。其二，地方语言文化、语言景观、语言艺术在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塑造城市文化风韵、陶冶城市文化精神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其三，语言产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新时代，语言数据在新基建、泛在语言智能、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重视语言职业，发展语言产业，占有信息时代高地，获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先机。其四，语言服务是城市管理、城市服务的重要部分，也是为市民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特别是由信息沟通、语言抚慰和语情监测为主要内容的应急语言服务，事关城市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解决好应急语言服务的法制、体制、机制问题。城市语言规划本质上是城市语言能力规划，需要培植语言人才，建构语言信息和语言文化设施，发展语言技术，积累语言资源，并通过法制来科学调配城市语言能力，最大限度地获取语言城市发展的经济与文化红利。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征，攸关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话语权竞争。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实践存在着诸多现实挑战与理论难题。在廓清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研究性质及其意义的基础上，评述国内外相关学术脉络与研究现状、总结其中的局限与弊端、展望未来的研究动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认识，学界应以问题为导向，创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对外话语研究”领域，探索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综合研究模式和实证研究方法;同时，学界也应观照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构成，以“阐释性翻译”和“多模态传播”为立足点，推动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传播理论创新，为优化中国对外话语战略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