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斯特深受同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文明批判论、自然主义学说以及伏尔泰和爱尔维修的宗教批判思想的影响。1807年，其创作的中篇小说《智利地震》出版。该小说以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演绎了作为革命隐喻的地震前后“城市—山谷—城市”这一空间转换过程中人们道德意识和社会秩序的变迁，嘲讽了各式人物针对该偶然性自然事件基于神正论所做出的宗教性阐释和行为，批判了以私有制和等级制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社会使本性纯良的民众道德堕落的虚伪本质，抨击了反人性的社会规范和天主教教会及世俗政权等社会权力机构对个体自然爱欲和自由平等诉求的压迫和异化。然而，作者否认了人类摆脱社会制约重返自然状态的可能性。

在1933年被迫走上流亡之路后，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借助来自世界文学中的榜样逐步廓清了“流亡文学”的内涵。在侨居他国的岁月中，与异国文化的频繁交流也帮助布莱希特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来自异质文化的启迪。在此过程中，“中国榜样”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促使布莱希特将其酝酿多年的寓言剧更名为《四川好人》。在布莱希特逃亡于丹麦、瑞典、芬兰、美国的日子里，《四川好人》的内容也随着时局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从最初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斗争和尔虞我诈，逐步演变为影射政治时局，到后期则越来越多地折射出流亡者的艰辛与对人性、对生存策略的反思。而与剧中情节相呼应，流亡中的布莱希特为渡过难关也一步步戴上了用于伪装的面具。因此，《四川好人》不仅折射出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共鸣，也反映了他对流亡之路的深刻思考。

对中国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避免被美国锁定为战略对手，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关键性外部条件。特朗普上台执政和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开始，中国的核心目标转为避免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和新冷战。当前，拜登政府在全面调整美国内外政策，致力于重塑美国领导地位、重回多边主义传统、重拾意识形态路线，保持强硬、回归理性、实现奥巴马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创新组合是其对华战略取向。拜登上台为中美关系走向协调稳定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应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持续崛起，推动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提供坚实的国家基础；秉持底线思维，积极应对“脱钩”风险，实施“挂钩”战略；积极寻机推动中美合作的展开，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重塑相互认知，加深相互理解，促进相互信任；推动构建以稳健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为焦点的国际统一战线。

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达成共识，美国和欧盟在相关规则制定中占据领先优势，但二者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和标准，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为此，美欧在过去20年中持续开展了多轮博弈，2020年7月欧盟法院关于美国无法为欧盟的个人数据提供充分保护、美欧《隐私盾协议》无效的判决，正是这一博弈的最新体现。该判决对于欧盟重新夺回技术主权以及美欧跨境数据流动合作和规则博弈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这一判决所推动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博弈态势对我国利弊并存。我国应着眼于国家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平衡，积极推动现有跨境数据流动国内立法的完善，并通过加入现有的区域性隐私框架等措施积极提升“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领土权是现代国家的构成性要素之一，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制度性前提。政治理论学者一般认为，领土权包括施行管辖、享有资源、控制边境以及阻止分离等一系列权利，而且在管辖权之上存在一种赋予或调整管辖权的元管辖权。但具体来看，国家施行管辖的权利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管辖人员和管辖资源两项相互独立的权利，享有资源的权利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资源管辖权和资源所有权；而阻止分离的权利并不是独立于管辖权之外，相反，它是管辖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完整的管辖权并不受制于一种更高的元管辖权，而是包含一种豁免权元素，可以免于其他主体的调整。

中国古典建筑尚“正德、利用、厚生”，而宋人感文以开园，为情而造景，开文人构园之风。相比前代，宋代文人园规模趋小，匠心日精，哲思见厚，意趣超卓，却又未有定式。文人躬自营造，悠然其间，林泉啸傲，隐逸养素。探其内核，则以藏雅与守拙为关棙。藏雅者，不在“显”，不离“藏”，园林建筑静秀而不违礼，精巧且不逾制；雅根于儒思，蕴意于清幽淡远，取境于诗词画意，充盈于雅集清旷之乐中。守拙者，尚“中隐”，得天趣，怡情山水，醉心苍古，游心自然，超然物外，藏养修息，不遁空寂。文人园不是建筑元素之拼凑，而是雅意的凝结；不是权力的展示，而是朴拙境界之浑成。藏守并行，雅拙互补，天人相和，共同构成了文人园对现实的一种抽离、对时空的一种超越，更展现出独特艺术哲思与人生境界，温文千年。

21世纪以来，反映泰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神话史诗电影在艺术成就和商业票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题材上依托于本土的神话故事，以共鸣共情树立民族自信；在叙事结构上由繁化简突出主线，顺应大众的观影需求；在人物塑造方面以英雄为绝对主角，渗透民族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在视觉呈现上追求奇幻效果，用先进的电脑技术为主流电影增加可视性和新奇感。泰国神话史诗电影探索出了自己独特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并在良性的循环中兼顾了娱乐与创汇，推动了泰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阿尔弗雷德·马丁的《尼采与布克哈特》是一部推崇布克哈特、贬抑尼采的著述，但是他的核心论点来自洛维特更早的观点。洛维特一面将布克哈特的古典主义定位于“适度和适中”，一面认为布克哈特是19世纪唯一发展出“超历史的历史学”的历史学家。马丁沿袭了洛维特的论点。然而，无论是马丁还是洛维特，都没有看到布克哈特对于德国古典主义的背离以及对于古典的重释。

在《尚书》经义系统内部，“受命”作为与一种“天—人”秩序密切相关的重要观念，贯穿了经文中关于历代圣王政教实践的记述。《皋陶谟》中提出的“天工人其代之”论断，表明了“天—人”秩序落实于人伦—政治实践领域的必由进路。“天工”即由“天”降于人间的职事，“天子之位”即“天工”等次秩序中的最高统治分位。王者依照“天子之位”的职权，通过“法天建官”制度以及“立政任人”活动以治理天下并贞定人间秩序，此即“受命”的真实内容，亦即“天工人其代之”进路的落实。惟当在位者充分践行“天工人其代之”的要求，将“天—人”秩序下达、落实于万邦黎民，他才能够作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而“以小民受天永命”。

法国思想家布朗肖和让吕克·南希一致认为，由于西方思想中主体形而上学传统十分强势，有关主体的思想始终阻碍着对共同体问题的思考。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还是作为集体的主体，它们都会陷入绝对自足性中，因而不能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布朗肖和南希寄希望于“书文的共同体主义”，认为它将促成一种没有主体的共同体，其中个体能够保持其独一性的存在，并在对他者和自身的分享中获得同一性。通过考察书文共同体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重要意义，这种文学性构想和文人化倾向所存在的问题可明显呈现出来。

分享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新模式、新业态的典型代表，企业发展面临着动态、多变、跨界的市场竞争环境，解构新兴分享经济企业动态竞争过程对分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政府现代化治理意义重大。滴滴出行与两家不同竞争对手“竞争态势—决策行为—结果影响—政府管制”的竞争互动过程，符合基于动态竞争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与政府管制理论构建的分享经济企业动态竞争分析框架，从管理层面为分享经济企业更好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从治理层面为政府监管和规制分享经济提供了有益参考。企业应树立动态竞争思维，重视竞争互动效应；应关注竞争对手变化，预测竞争对手行为；应采取战略性竞争行动，构建新的竞争优势。政府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监管新兴业态的动向，制定灵活多样、弹性有力的规制政策；要通过制定法律体系，构建新旧行业利益协调机制；要通过鼓励竞争、增加税收和加强监管等措施进行反垄断；要通过完善征信机制，构建完备的社会大信用体系。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中兴、华为遭美制裁等事件表明：对芯片技术反向外包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找寻相关对策极为重要。就分析方法而言，由于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受主观影响大、一致性判别存在困难等原因，需要用改进的布谷鸟模糊层次分析法对芯片技术反向外包影响因素加以实证评估并进行重要性排序。就应对策略来说，国际贸易磋商、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相结合、注重芯片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倡议联盟等，皆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