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换了人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四个伟大历史贡献，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些贡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需要放在更长更广的时空中加以审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同中国近代百年史、新中国百年史是相互贯通的。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三个百年史的奋斗目标和伟大成果。考察分析这三个百年历程和目标，揭示出它们同中国共产党四个伟大历史贡献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科学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心任务以及需要解决的紧迫性问题的差异，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样四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聚焦的问题不同，制定的法规制度类型不同，党内法规实施的效果也存在差异。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体自觉和问题意识，保持了维护团结统一与制约权力的平衡，适应了从应时之需到体系建构的实践要求。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始终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始终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通过法规制度建设协调各方面关系，始终坚持在制度建设中加强体制机制和程序建设，始终坚持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方式来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客观而真切的历史律动是文化逻辑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一个最直接的检验场和实验室。近代以来中国独特文化形态的生成及其演化，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和宝贵财富。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的文化天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始终发挥着塑造中国文化逻辑和文化主流的重要作用，建构起现代中国理解“新世界”的基本思维框架，构筑起现代中国人思考人生、探索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新的基本态度。由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所引发的且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有关人生、民族、人民、国家、人类命运等问题的相关反思与讨论，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发展血脉之中，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文化逻辑的基本内核，并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主流。由改革、开放、创新所塑造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文化，昭示出中国共产党富有时代气息的蓬勃力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作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高度，促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关于现代理想国的原则框架。这个现代理想国继承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精神。但由于它与一种新的现实结合了起来，它便不再是一种“空虚的理想”，而是一种理念得以在其中安家的现实。它实现了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统一。然而，这一新的理想国也隐含着使个性消失的危险，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封闭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受休谟和里德影响，雅可比在其《休谟论信仰，或观念论与实在论，一篇对话》一书中提出了他所谓的实在论观点：信仰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然而，这一实在论立场如何在与观念论“若即若离”的关系中鲜明地呈现自身并能够有效地批判对方，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欲解决此问题，需澄清雅可比的信仰概念与实在论立场，分析他倚重“常识”这一概念的原因及其实在论演绎的方式，重估他对康德物自身的批判和保留先验知识这一做法，尤其是其为确立“理性”之真正含义所做出的诸多努力。借此，通过深入考察雅可比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以及其提出的对康德先验观念论予以补充的新方案，可以得知：其实在论其实是一种追问存在与现实但在很多方面近似观念论的实在论形态。

在中国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的背景下，一大批文化产业新业态快速崛起，这些新业态以在线、智能、交互、跨界为四大特征，推动了要素重构、场景再造、流量升级、价值创新，也促进了文化惠民。从国际视野看，主要发达国家推动的数字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产业新业态，为中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中国发展文化产业新业态的重点在于：以数字数据作为核心要素，依托“数据+计算力”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创新平台模式，扩大流量规模和吸引大批数字“零工”；以文化赋能新场景建设，推动在线、在地、在场三种文化生产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有机整合。

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街机时代、主机时代、端游时代、手游时代等四个阶段，云游戏时代是正在崛起的新时代。云游戏是由游戏公司的平台战略和电子游戏的商业渗透所推动的。从技术逻辑来说，5G、云计算和流媒体是底层技术；从运营机制来讲，成本转移、会员制和云游戏产业链形成了云游戏产业运营机制。云游戏通过其独特的路径，迅速实现游戏普及，让游戏成为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推动我们进入全民游戏时代，但是也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商业伦理问题。如何从电子鸦片到科技向善、从暴利陷阱到有限盈利、从平台垄断到开放共享，这种转变将是云游戏产业实现绿色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背景下，文化产业成为受数字化影响最深的行业之一。基于区域共享、产业互通、技术筑基的新基建更是给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既重塑了文化生产、流通与消费的逻辑，又搭建了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数字技术基底。大城市群凭借产业先发和联通内外的优势，成为新基建时代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区。为进一步推动大城市群数字文化产业升级，须坚持创新引领，发挥核心城市的示范带动作用；升级数字文化产业集群，打造基于软实力的规模优势；利用内循环催生的竞争优势，建立以大城市群为枢纽的价值环流体系。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动以市民化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市民化的本质是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以及不同市民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我国大城市内部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和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管理体制为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条件；社会资本在居民社会网络和社区认同感方面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实现的理论基础；转变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是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实现的创新路径。其中，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教育分别作为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对于改变新市民观念、提高居民素质、构建社会网络、加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首位度是度量首位城市地位的一项指标，属于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领域。通过选取1978年、2010年、2019年三年的数据分析我国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变化可以发现：省会城市首位度总体趋向上升，沿海和中西部省会城市首位度差异比较明显，沿海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较低，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普遍较高。对外开放和自然地理条件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通过计算省会城市首位度和经济集聚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二者的关系接近于弱相关，即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并不必然产生相应的经济集聚。据此，省会城市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需从三个方面进行转型：一是提升服务能级，增强辐射效应；二是推进市民化，促进社会融合；三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进都市圈建设。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张的演化特征、响应模式与发展策略对于城市群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关中平原城市群的研究可以发现：城市化与城市空间扩张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二者异速生长模型中的标度因子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张响应模式的划分标准，据此可将其划分为城市化主导型、均衡发展型、空间扩张主导型、空间扩张失调型四种类型；尚处于孕育发展阶段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其城市空间暂未完全步入转型发展阶段，应采取适宜性的空间发展策略。以标度因子为判识依据，积极建构城市化与城市空间扩张的均衡发展模式是实现城市群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

南宋开始进入文人造园的盛期，不论是造园数量还是关于园林的文学书写都远超前代。由于园林所依附的土地频繁更迭以及中国传统空间观念中的自然生息之道，南宋园林遗迹几乎不存。以陆游为代表的南宋文人将园林视为同自然共存的生命方式，园林也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陆游作为南宋最重要的文人之一，留下了大量关于其自身的园林营造活动和评价他人园林的文字。这些文字集中反映了陆游的园林观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对于园林内涵的理解、对园林手法的把握、对园林生活的感悟以及园林评价的标准等。陆游作为确立其时代园林整体意象和象征意义的重要人物，其园林观念也为当下的园林营造及空间评价提供了参照。

大数据的价值创造力已经得到共识，这种共识促使大数据垄断者将并购数据密集型企业作为一种主要战略手段。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企业并购达到一定规模应该事先向反垄断执法部门提出申报，以降低集中行为带来的竞争损害效果。但被兼并的企业由于大多是数据密集型初创企业，还未产生营业额或产生的营业额较低，未达到并购事先申报的要求，从而成为反垄断事先控制的漏网之鱼。从目前并购案可以看出，大数据驱动型并购已呈现出新的特征，对不同事先申报制度，尤其是对以营业额为标准的事先申报制度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对此，德国已修改相关法律规定应对挑战。我国也应积极应对，将营业额标准改为营业额和交易额相结合的标准，并将并购无营业额企业的行为纳入经营者集中规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