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戏剧的修辞与程式，是理解歌德时代戏剧语言的前提。《浮士德》第一部的格雷琴剧中，男女主人公分别被赋予贵族风雅风格和市民善感风格，前者使用普泛的社交辞令，后者涉及私人事务和情感。浮士德有意识针对格雷琴教育修养的缺失启动修辞和诡辩策略，故意造成意向模糊或引发误解，以达到诱惑和规避责任的目的。修辞差异从戏剧开场便预示了悲剧结局。格雷琴剧中运用的修辞和书写程式表明，该剧并非建立在个体心理真实上的爱情悲剧。它同时超越了以捍卫市民道德为宗旨的市民悲剧，在寓意层面上展演了属于魔鬼界域的人的原罪和欲望，人无法启动自由意志对之进行克服，故而《浮士德》两部结尾均以人的救赎作结。

在小说《母鼠》的童话情节中，君特·格拉斯用文字建构了童话蒙太奇，用陌生化的手法，以童话森林的死亡揭示现实中的生态问题。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言及地球科学的话题，追溯和反思人类历史，在人类世的深度时间语境中去理解现时的环境危机，并对“世级别”的环境危机作出预测，提醒人类有效应对危机。为童话提供幻想源泉的童话森林的消失，喻示人类失去了思考和幻想的能力，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同时引发“大爆炸”，生存的家园化为灰烬。但格拉斯仍以文学叙述的方式表达其修复地球生存空间的欲望及对未来的期盼，这与人类世的末日叙事意旨耦合：既发出警示，又予人希望。

大学授课资格申请失败后，投身公共文坛的本雅明开始大量为报刊撰稿，其中短篇文学创作是重要一维。本雅明一方面以短悍的形式与贴近大众的姿态使他的创作与市场相适，另一方面又以独具特色的先锋创作手法对大众施以其“左翼局外人”的政治影响。这些具有先锋特质的文学实验，既是本雅明在文学形式剧烈融合的进程中对文学重建自身的探索，也是他就如何为无产阶级提供革新的生产机器而进行的创作尝试。对报纸和副刊的考察是本雅明现代性反思中的一环，对二者的期望蕴含了他对现代性危机的拯救意图。

在大国博弈趋于长期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中美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性突出，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中美气候治理呈现从“领导”“合作”到“竞合”的演变趋势。基于本体安全和社会认同理论，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中美气候治理的逻辑可被概括为“大国竞争烈度与美国气候政策取向交互作用—美国次国家行为体身份和行为调整”框架。两个自变量决定了美国次国家行为体的本体安全和社会认同，进而导致其在参与中美气候合作中的身份和行为方式调整差异。为维护本体安全，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将调整其身份定位和参与中美气候合作的具体实践，保持与全球气候治理趋势的一致性。随着美国气候政策的周期性摇摆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将强化其身份建构的施动性，应对中美气候治理合作中的不确定性。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演进，技术发展创新推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深度耦合，国际治理进程进入深水区。网络空间机制复杂性特征明显，各类行为体的互动塑造了制度间的合作或冲突关系，并从主体、权力和机制三个维度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及其未来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从主体维度看，机制复杂性为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治理提供更多机会，但限于地缘政治影响，其参与空间仍受限制，提出的倡议规范要得到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接纳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从而导致整体治理效能不足；从权力维度看，新兴国家在借助更多的机制选择获取与自身实力相配的权力时，通常导向包容性机制的建设，而大国在建立主导机制或利用“战略不一致”以巩固霸权的过程中往往建立排他性机制，导致达成统一治理方案的难度加大；从机制维度看，机制堆叠和机制“巴尔干化”为相关方参与治理提供更多选择，但也会导致资源分散，加剧规则间冲突和集体行动的困境，影响治理的有效性。在机制复杂性作为网络空间的常态化特征并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国际社会各方应加强合作以求共识，兼顾多方利益诉求，协调不同的治理机制，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朝着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迈进。

生态危机、金融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等全球性危机正持续地影响着当代社会文化的变化，由此推动欧美文化、艺术和情感结构逐渐走出后现代主义而走向元现代主义。元现代艺术产生于元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以“振荡”“中位”为核心的艺术策略，如“新深度”“新真诚”“后真实”的出现、“非托邦”的建构等。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借助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的优势，从创作层面到批评层面审视并践行这些策略，探讨和揭示了元现代艺术的独特面貌、深刻内涵、审美价值和超越性维度。而通过在反思基础上总结元现代艺术理论将有助于改变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构过程中思想疲软和话语重复的状况。

雅克·朗西埃认为，面对20世纪艺术或美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先锋派概念没有提供什么启发，而只有把它们放到“艺术的美感体制”中才能正确地处理和理解这个问题。事实上，“艺术的美感体制”是以先锋派为参照而提出的，其主张打破和摧毁再现体制及其规范，把艺术和共同体的生活联系起来。不仅如此，朗西埃在后期发生了一个隐秘的转向，即从先锋派立场转变到新先锋派立场。美感体制不只是要决裂，而且强调艺术和非艺术的辩证同一，因而朗西埃事实上就是一名隐秘的新先锋主义者。

数字人文作为当前将文化对象与数字技术有效结合的热点领域，可以为我国文化遗产信息管理体系提供新的路径与模式。当代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文化遗产信息记录的形式和观念发生变革，拓展数智赋能和基于遗产全生命周期信息管理的新形式。在结合多元主体、学科、界面及视觉的基础上，信息记录借助数字媒介形成并优化其内容的多维呈现方式，可创造虚实相生的遗产场景，推进文化遗产的可视化、情境化、交互化。数字技术可助力文化遗产信息的精准管理，针对多尺度多层级的信息管理的技术要求，形成建筑遗产的数字化信息集成，进而探索文化遗产全链条精准管理的新思路，打造多方参与和动态交互的遗产信息管理体系与共享互馈模式，为文化遗产保护的迭代进阶提供新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形成了四大要件，即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党政体制、以党群关系为主轴的国家社会关系、以集权为导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由政治主导经济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套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增强了体制克服危机的能力，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之后推动中国走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基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体系具备足够的自主性和能力来主导现代化进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以党群关系为主轴的国家社会关系有效地应对了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后果，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主导经济发展与应对现代化的社会后果的过程中，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了政治自身的现代化，形成了有别于西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形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以“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为切入点呈现了现代性视野中的“居”的实践，这一实践伴随着土地所有权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阶层身份的转换。具体来说，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分化为三个阶层：现代农业中的雇佣工人、流动人口和进入城市的雇佣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居”开始分化，呈现为一种普遍的流动状态。这是一个“居”的贫困和“居”的剥夺不断被生产出来的过程，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居”的秩序的现实生成过程。马克思以这三个阶层为例，呈现了资本逻辑下雇佣工人的“居”的困境和传统农村社区的衰落，这是其后续探讨居住正义的逻辑起点。

《民法典》新增的房屋承租人优先承租权制度仅有一个原则性的条文，因而有必要从解释论的角度对该制度作进一步的细化。将承租人优先承租权界定为形成权更利于权利的实现；短期租赁的承租人也应享有优先承租权；以收回房屋不再出租为由阻断优先承租权的，再次出租应当有六个月的间隔期；“租期相同”一般应视为同等条件，但对居住用房租赁可规定除外情形；“租赁用途”原则上不作为同等条件，用途确实影响房屋价值的，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六条“支付替代金钱”的方式处理；租期届满，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或者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内存在对租赁关系影响较大的违约行为，或者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构成不能容忍的不爱惜租赁物的行为，或者存在不能容忍的不讲卫生、不讲公德的行为，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可以被排除；在出租人于间隔期内将房屋出租给第三人且第三人已经占有租赁房屋的情形下，承租人要求通过实际履行实现优先承租权的，其主张应否获得支持当根据第三人善意抑或恶意作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