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观念是如何在哲学上得到阐发的？在康德哲学向现象学转变的哲学背景下，马克斯·含勒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现象学构想值得关注。不同于康德将自由作为“逻辑一理论可能性”的先验理念，而在实践中又将其与服从道德法则之意愿的自由统一起来，舍勒认为，自由本身就是直接意识的自由，并不需要一个由本体界的自由的悬设应用到实践领域的过程。他在现象学框架内阐释了自由的存在：自由存在于意识导向行动的自身作用过程之中，自由的存在意义及其类型亦可相应地在意愿和行动中得到阐明。但是，这种自由只是在意愿自由的基础上对价值进行现实化的自由。通过追溯自由的起源，舍勒进一步阐释了人格的自由和爱的自由。这体现出他将自由作为超越性来阐释的现象学思路：自由在实事现象学上是意愿行为之中被给予的意义和价值对意愿给予行为的超越，在行为现象学上是人格(作为行为中心)对行为的超越，在关联现象学上则是爱的秩序对绝对价值和存在的超越。如此，自由就在哲学上被阐释为精神摆脱本能生活和生命冲动的束绰而在人格中不断生成的超越进程。而将自由作为超越性来理解，也构成了舍勒批判康德自由理论的基础。

在列维纳斯的前期和中期思想中，他关于超越的思想可分成三部分：享受性的内在超越、伦理的外在超越和生育的超越。列维纳斯认为，具有主动性的主格的“我”并不能实现对存在的超出，而是对“我”在在现状的确证。只有作为主格的“我”从黑夜的纯有中退出，在场所中安置自己的肉身实在，作为所超越之物的存在者的自身才得以实显。享受性的超越通过以光为条件的认识论和进食活动超出自身前往他者，最终将他者转变为同一，属于内在性的不完全的超越。伦理的超越并不追求对自身的返回，而是通过面容和话语前往绝对他异之处。生育的超越是一种具有两可性的超越，因为孩子出自“我”却不属于“我”，而孩子的未来则可打开一种别样的朝向无限时间的超越维度。

数字文化产业与地方营造的协同发展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可靠路径。数字技术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去地化”影响，需要对基于“产业集聚”的协同发展“规范范式”进行分析和反思，探索建构回归“文化本位”的数字文化产业与地方营造协同发展路径，总结提出地方性识别的方法，从文化地理学“地方”维度为数字文化产业研究做出学科贡献。

重建乡村文化身份是当代艺术乡建的“根”与“魂”，而艺术乡建又是“接合”不同文化资源与要素的枢纽。尽管各乡建要素在重构乡村文化身份的目标上具有同一性，但其不同的内在逻辑及由此而来的复杂关系却是艺术乡建的实践难题之一。反思艺术乡建的历史过程与实践得失，在地性、主体性和参与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大问题域。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策略性身份”的论说在当代社会一文化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乡村文化身份是在当代实践中持续动态构建的、结合了怀旧和愿景的“策略性”身份，身份认同的主题是一种“策略性”的主体间性，涉及艺术家、基层政府和村民,他们在利益、目标和方法上相互竞争。其目标是村民在参与、互动与竞争中达成“策略性”文化认同。充分把握艺术乡建在构建乡村文化身份中的复杂关系，必须深入研究艺术乡建中具体的“接合”形式。鉴于去作品化、有限项目、文化产业作为“接合”路径是有限的，艺术乡建需要重构乡村审美生活和艺术趣味，在可持续性项目中积累文化内容，用乡土创意丰富文化生产。

地区技术知识在塑造经济韧性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专利数据构建城市技术网络，使用非均街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不同网络结构下技术多样性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揭示经济韧性提升的微观基础，实证结果表明：首先，相关技术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初性具有促进作用，紧密的技术网络有助于技术知识较为高效地流动溢出，增强了技术多样性对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其次，新技术的产生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技术网络过于集聚或者路径长度过短容易形成创新的路径锁定，降低了技术多样性的正向效应。再次，技术网络结构的非均衡作用显著。地区初始技术水平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更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初始技术禀赋优势的地区也更容易进入相关技术领域的创新“舒适区”，而非相关多样性能够打破当前技术路径锁定促进技术重组和创新，形成新发展路径，提升经济韧性。

社区韧性作为特定地理空间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外来冲击的反应、适应和恢复能力，其独特的尺度特征是韧性向社会科学演变过程中与社区相结合的产物，社会资本是社区韧性从日常生活构建向应急集体行动转换的核心要素。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社区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有助于深化对社区韧性的认识，并为今后的实证研究和应急实践提供启示：首先，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不仅依赖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还受到社区建成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日常与应急状态下的情景转换则为发现异质性行动者提供了基础：其次，异质性行动者达成应急集体行动的转译过程，展示了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在应急时发挥作用的机制；再次，行动者在应急过程中因互动而形成的动态网络，能够揭示社区韧性应对外来冲击的演化机制，并受到行动者性质及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打破先在结构的知识陷阱，殊不知将知识引入行动的反身性建构逻辑也同样潜藏了“知识危机”。知识时代尤其如此，知识介入行动不仅呈现了知识滞后、知识弱化、知识隔离等知行困境，还呈现出知识—行动错配的情形。探究问题之源，需要对知识—行动—结构的类型进行回溯分析。作为理想化的拯教方案，知识—行动的双向奠基和行动—结构的知识搀扶都呈现了实践性展开的特征。因此，知识行动需要转向社会行动。这不是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回归到帕森斯的结构论，而是相反，是让知识从特定的孤立化、凝固化、抽象化、形式化、绝对化的困境中“跳脱”出来，走向一种“社会中的行动”，即，让知识行动回归社会行动，让知识行动者回到社会行动中来。

“practical reasonableness”是菲尼斯自然法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晚近有关菲尼斯的讨论中最困扰学界的理解及翻译的概念。在汉语学界有关“practical reasonableness”的多种理解中，有着诸多混淆，把“practial reasonableness”与“practical reason”“ practical reasoning”“ practical intelligibility”区分开来对于恰切理解这个概念尤为必要。另外，菲尼斯所使用的“practical reasonableness”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阿奎那的“prudentia”概念，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对阿奎那的理论进行了改造。通过区分及渊源上的考察，我们大体上可以界定菲尼斯的“practical reasonableness”概念所包含的基本含义：其一，它是一种整合性的和统合性的力量；其二，它的这种力量在根本意义上来源于理性，所以，它是实践理性活动的一种产物；其三，它是实践理性活动成功而达致的状态，因此它会对人的倾向、态度和行动提出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作家无名的主流研究仍然用“新浪漫主义”“后期浪漫主义“通俗现代主义”等流派标签或者“雅俗融合”的说法来定义其小说创作。这些未对文本内容进行具体剖析而只是形式主义的理解无法深入作品的内核，因此，需要用历史化的阐释原则对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进行辩证分析。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辨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并非“浪漫主义”小说，而是现代中产阶级的“通俗浪漫故事”《无名书》并非“现代主义”小说，而是市民阶级的“观念小说”演绎。总之，它们是带有中国传统市井小说风格与“传奇”色彩的“通俗性”作品，不宜用西方文类标签加以命名。

为探究外部监管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项目的监管为切入点，分析并验证了外部监管对项目团队管理能力以及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利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的《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契机，以2010年6月至2020年5月进行的上海市房屋建筑工程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质量安全提升政策能提高外部监管力度；加强外部监管力度可以显著改善项目团队管理能力，对监理项目的效果尤其明显；外部监管可以通过影响项目团队管理能力间接对工程项目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因此，建议外部监管政策应以提高项目团队管理能力为目的。在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加强工程项目的外部监管可有效改善其绩效，有利于建筑行业健康发展。

顶层设计贯穿于1978年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始终。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形成各具特色的方法、路径和体制机制。从组织形式来看，党的领导和重要会议的战略谋划、五年规划与中长期布局、企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改革设计与总损全局成为四种主要顶层设计形式。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金融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主导者和践行者；顶层设计是党领导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主要方法论：政府与市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难题的破解，为觉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积累了重要经验。进一步研究发现，顶层设计不仅是金融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得到验证的成功方法论，而且是未来金融改革发展的有效战略决策机制，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