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关注少数几个海德格尔直接谈及伦理问题的文本，从而切入海德格尔的问题，并试图由此通向原初伦理学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这些文本中开始明确涉及有关伦理的议题。这样的文本出奇地少，大致都出现于二战最后一年和纳粹政权崩溃的最初几年。通过海德格尔的这些文本，我们发现一种呼唤，它将我们唤回伦理生活的古老意义。海德格尔本人拒绝使用“伦理学”这个词，但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的作品是一个伟大的源泉，可用于透彻地思考我们时代伦理生活的困境。

元存在论（Metontologie），是对基础存在论的翻转，与后者一起构成完整的形而上学。元存在论的主题是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具有两个方面的引导功能：一方面引导海德格尔将无从世界或存在者整体上剥离出来并与存在等同，引导他第一次提出“存在论差异”问题并对其作出明确规定，引导他对自由作出新的理解；另一方面引导他认识到形而上学的这两个维度之间彼此不能相容、无法统一的特点，从而引发他为期十年的形而上学探索以及此后近四十年的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

文章围绕断离和任让这两个核心概念，梳理了海德格尔与埃克哈特大师的关系。一方面清理出埃克哈特大师那里断离和任让的涵义，另一方面将其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结构相比较。文章认为，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和存在的关系、存在和存在者的关系与埃克哈特大师的断离概念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而在任让概念上，海德格尔则对埃克哈特大师的同一个概念做了借用与深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构建国家文化认同的基础，又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因而是当代国家文化资本。在近代以来的中华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农耕文明特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具有现代工业文明特质的西方文化如何实现交流互鉴，构成了近代以来文化学上“中西体用”命题的核心内涵。当前，我国关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的提出与确立，是对20世纪40年代确立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则的超越，为当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科学评价的标尺和文化建设实践的基本遵循。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国家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体现了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作为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向。落实这一基本原则的关键：一方面要创新文化理论，加强文化政策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打通事业与产业的隔阂，从整体上建构起使中华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政策路径。

当前旅游演艺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印象》系列、《千古情》系列和《山水盛典》系列为代表的知名演艺品牌，对旅游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存在文化内涵缺位、一些项目效益不佳的现象。《汉秀》作为国内目前投资最高的旅游演艺项目，票房很不理想，收回投资遥遥无期。该项目存在盲目求大、特色不突出、文化内涵难以解读等问题，这也是国内多数旅游演艺项目的共同缺点，资本主导、技术崇拜和文化失语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区域历史文化为基础，合理利用高科技手段，理性确定投资规模，以创新的演出形式来满足观众对特色文化体验的需求，还需要创新营销模式，与旅游景点、主题公园、酒店、商业圈等相融合，形成新的产业链，推动旅游演艺业健康持续发展。

美国的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是一个由政府、基金会、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共同合作的产物，各部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长期的社区治理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基金会个人、企业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资助体系，其中社区基金会、社区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成为社区 文化治理的关键资助部门，为美国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文章借鉴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资助体系，提出：中国政府应少层级、多部门投入，并大力发展社区基金会和社区金融机构，以此为催化剂，促进社区文化治理的发展，推进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目标的实现。

产业要素的空间集聚构成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和土地利用集聚效应的不断提高构成了城镇化过程的基本特点，而城镇化发展的三个侧面的变化是内在统一的。文章从城镇化的三个侧面——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特点和内在关系出发，讨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平衡性问题，并以此探讨城镇化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总结了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内在失衡的主要表现，提出城镇化发展需要从外延性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过渡为一种内涵性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中国当前城市化与机动化的快速发展致使公园的低碳游憩出行率显著下降，而户外游憩的大幅增长以及城市游憩出行的复杂性则提示了通过出行行为和意向研究来指导公园布局与步行出行意向相切合，进而有效提升公园低碳游憩出行率的必要性。机动化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洛杉矶市因其近年来的改良发展，可作为中国后续发展的借鉴。文章在全面反思洛杉矶市的建设发展、考察其社会收入分层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对应性的基础上，调研了其45处样本公园，并根据调研人群的收入分层分析了其私车保有和使用情况、到访交通情况和出行意向。结果表明，高机动化水平下步行游憩出行仍具引导和发展空间，但进一步缩减公园的服务半径对于提升步行到访率意义不大。中国后续还将面对更为显著的机动化出行压力，应引起重视并及早寻求应对之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是城市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但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感呈下降趋势。本研究采用“长三角地区工作与生活调查”数据，在对1766位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分析后发现，由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的职业流动并未给他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等带来明显的改善，导致他们在与本地人相互比较时主观经济地位明显降低，最终导致其社会公平感下降。因而，稳定的就业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促进城市融合的基础条件，有必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予以保障。

文章以晚明思想家管志道、刘宗周的家礼实践为例，在以礼化俗的历史视野中勾画理学家在回应时代难题时所涉及的多层面内涵：礼与俗、三代之治、性命之学建构、封建与郡县、宗法与宗族建设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理学道统论的思想世界。由此说明，理学家以十六字心法诠释儒家道统，并非将儒学局限于“微观内在”的个体精神与心灵建构，而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政治难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文章试图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 展开对西方“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迁研究。文章针对utilitarianism汉语译词的变化及厘定过程，查证了该词1869年与中文的首次接触；梳理了utilitarianism在日本的译词确定过程并对核心译词进行了溯源；澄清了历史上严复、梁启超在传播“功利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确定了“功利主义”译词在中国被厘定的关键节点。根据该词曲折的传播过程，读者可以理解“功利主义”概念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下的变迁，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的表达与边沁、穆勒的utilitarianism的原初理论所存在的差异以及最终中国民众所接受的思想概念的核心内容。

文章首先介绍有关计算复杂性的相关概念，然后针对优选论是否具有计算难解的问题，概述各方面的论点，最后对优选论的算法等其他相关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

文章认为汉语词汇纵横两向综合比较研究是汉语词汇研究的必然趋势，可以解决以下目标：1.扩展研究范围，深化对汉语词汇学的理论探讨；2.可以探讨方言学的一些问题，如汉语方言词汇的共性和差异，方言词汇的历史传承及其反映出的历史层次，汉语方言词汇的区域类型特征和方言分区等；3.加强语义学问题的研究；4.探讨汉语词汇史的问题；5.宏观词汇学：汉语方言词汇区域类型特征与历时类型特征的联系，研究词汇演变中语言接触等关系；6.了解普通话词汇的来源及方言分布、方言与普通话的相似度等问题，为方言区推广普通话服务。作者认为进行汉语词汇比较要坚持几个基本观点，即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观点、系统观点、宏观语言学观点等，应从基本范畴层次词汇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