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当代德语文坛，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博托·施特劳斯和海纳尔·米勒著作等身，名动德语文化圈，具有卓著国际声誉，堪称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戏剧作品乃重要或核心支撑，在过去几十年间，这些剧作曾在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剧院广泛上演，相关传播与接受的盛况当可延绵。这四位作家，或来自奥地利，或来自统一前与统一之后的联邦德国，或曾具有前东德背景，并非偶然地具备政治与文化区域的代表性，虽然政治性区域框架并不能将他们框定。他们在艺术上多有图变、创新尝试，成绩斐然，而且并不鲜见地被国际文坛划在后现代文学的范畴内；他们思想承载丰厚，极富社会与文化批判精神，也曾数度引发广泛争议。
在本期《德语当代戏剧名家研究》专栏中，谢芳聚焦伯恩哈德毁誉尖锐对立的《英雄广场》，细勘文本，分析其间主角形象的叙事化处理方式；聂军以汉德克的戏剧艺术为研究对象，点、线结合地探讨汉德克在戏剧上的观念与技法流变、艺术创新精神与思想特征；谢建文着眼于施特劳斯戏剧的游戏性特质，研究其作品中这一特质的发展过程与游戏性在相关重要文本中的展现；杨劲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以米勒《沃洛克拉姆斯科大道》中的父子冲突为枢机，由文本内在与外部关系，揭示家庭剧中特定的历史与政治叙事。
小辑大家，当是别有生境。

文章分析了伯恩哈德的剧作《英雄广场》以叙述者的叙述和议论刻划主人公形象的叙事化特征，以及这一人物立体、丰富的内涵和引述、片断化、音乐手法的运用等表现形式，认为上述现象的产生不仅反映了现代西方戏剧普遍具有的叙事化倾向——它使戏剧人物刻划获得了小说人物刻划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也与作者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其作为后现代剧作家对传统戏剧结构形式的破坏、解构及其艺术上的大胆创新密切相关。从接受效果来看，上述人物形象刻划一方面可削弱观众的感情共鸣，引导其进行思考并给予其更多再创造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使其在听觉上获得音乐美感的享受和愉悦。

奥地利当代作家彼得·汉德克因创作多产、题材广泛而享誉世界文坛，也因其鲜明的艺术个性而备受争议。他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均有卓著的成就，迄今已发表至少16部戏剧，曾获多项国际戏剧奖。他从早期反传统戏剧创作开始，经历了辩证复归的建构性阶段，进而把个体感受与文化反思融入戏剧作品之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创新精神。文章选择他早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主要戏剧作品进行分析，尝试阐明他的戏剧艺术特色的演变轨迹。

博托·施特劳斯主要以其戏剧创作蜚声当代德语文坛。他总是一再尝试不同的戏剧表现形式：在空间上打破统一的空间方案；在时间方案上，长于运用表演时间与被表现时间之间变化的关系。时空框架、角色身份与关系、情节关联等显在要素的游戏性处理，一直以来就是施特劳斯结合剧本内涵与形式、舞台因素所做的探索，其间既体现了作家早年考察他人戏剧时所获得的艺术经验，也反映了其多元观展开的过程。施特劳斯对戏剧多有寄寓：在戏剧内容和功效上，他反对文学政治化氛围中具有主导作用的戏剧观——把戏剧理解为“文献记录器”和“启蒙的工场”，期待戏剧能在偏离日常和现实的地方讲“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由此带来变革新风。他也坚持认为，戏剧作为“伟大记忆”的通道，在远离家、远离当代的同时，应当而且能够接近遥远的过去，向另一个世界靠拢。

文章聚焦于原东德作家海纳尔·米勒的剧作《沃洛克拉姆斯科大道》第五场，首先探讨剧作结构和情节所蕴含的形式创新，接着针对领养义子所形成的家庭格局，剖析父子冲突、母亲形象，探究米勒如何将宏大的历史与政治叙事浓缩于一出家庭剧，最后通过剧情所依据的历史人物与素材，挖掘米勒作品所展现的原东德历史语境。

朝核问题在进入2018年之后似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这个在一年前还随时会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区也趋于平静，中国与美国两个相关大国都对朝鲜展现出了缓和的姿态。然而从理论层面观察，对东北亚地区局势而言，朝鲜作为无论从软硬实力哪一方面来说都属于占绝对下风的小国，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它把握住了结构实力杠杆的“支点”，从而成为撬动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主导者”。文章认为，朝鲜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多次实现以小博大的胜利并在当代持续撬动中美，是因为它站在了东北亚和大国博弈这个大权力结构的支点上，而这一“支点”则具体表现为大国各种需求的不一致。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中国以建成东亚自贸区为目标，推动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积极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由主张建设东亚自贸区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是出于对同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合作前景的失望，也是出于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太地区经济体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伙伴和中国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的重要性的再认识。中国由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对中国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将更加重视多边经济合作并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将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优先便利化和自由化的部门；过去二十年中日在东亚的主导权之争将逐渐演化为中美之争，并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中国在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尚缺少可资利用的合作框架，这成为中国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一项障碍。

刘勰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不仅凸显了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内在张力，更蕴含着对于诗歌本质论和文学新变论的“价值判断”。其隐而未彰的意涵是：东晋以来，以“庄老”玄理入诗的风气，阻断了诗歌言志、缘情、比兴、寄托之通道，使诗歌陷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窠臼中而不得舒展。而刘宋初年山水诗的兴起，正是摆脱了玄言诗的玄虚枯淡之弊，才终于接通了诗歌之“情志”“兴寄”的千年传统，从而使诗歌创作获得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和滋润活泼之生机。遗憾的是，刘勰基于儒家诗学和美学立场的这一论说，却长期有意无意地被误读和遮蔽了。实际上，六朝山水审美及山水诗的勃兴，固然与道、佛思想不无关系，却更是儒家“山水比德”观念、诗骚精神和兴寄传统长期浸润的结果。而刘宋初年儒学思潮的回归，无疑对山水诗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抽象绘画形式的意义一直是摆在观者面前的难题。当代美国学者赛努齐从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和“意象图式”两个基本概念出发，试图阐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创作意图及其之于观者的意义，从而对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形成了有效的修正及补充。赛努齐指出，抽象表现主义以隐喻的方式传递意义。艺术家通过唤起身体感觉而进行沟通，这些感觉高度由我们已内化的意象图式所构造，因此，抽象并非不可捉摸。在其分析过程中，艺术视知觉的特性和复杂性得到凸显，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也得以更新。

陈从周先生一生教书育人，专业著述丰硕。在专业研究领域外，先生撰写了大量关于园林、风景名胜、绿化、建筑保护、文化传承、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文章，不遗余力地对大众进行风景园林相关方面的文化启蒙。更重要的是，先生以身作则，在各种会议甚至日常场合中现身说法化育民众，这体现了先生作为知名学者所肩负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

当中国园林从古典走向现代之际，陈从周先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完成了挖掘、解读、推广和再现园林文化的诸多工作，还从理论到实践、从教学到研究、从传承到创新等各个方面，对园林遗产的存续和发展做出了整体性的贡献。文章对这些维度的价值发掘，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陈从周先生的成就，更好地保护中国园林遗产。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时期，特大城市出现了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多元复杂的人口规模以及深刻调整的利益格局，为此，亟需探索其社会稳定风险的量化评估和治理架构。文章以上海市Z“城中村”动迁事件为调研对象，从依法决策、民众态度、补偿安置、舆情反馈、社会影响五个维度出发，分析得出Z“城中村”动迁事件的整体风险系数，并提出特大城市社会稳定风险的识别与防范策略，以促进特大城市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语）在“新时代”业已成为一个热词的背后，蕴含着怎样丰富的哲学内涵呢？我们该如何深化相关研究呢？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我们集中火力来探究马克思的“时代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显然有着十分重要而现实的价值。
马克思是个天才，其思想贯穿法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其“时代观”往往与这些内容直接相关。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系列“时代观”的真理。马克思不崇尚抽象的“历史观念”“历史逻辑”“历史公理”，而是通过历史运动的直接体现者、行动者，即那个时代的“人”，来实现历史自觉或不自觉的运动轨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也是所有“历史关系”和“时代关系”的“总和”。正是在历史（纵）和时代（横）相互交错、彼此纠缠的时空结构下，马克思既坚持唯物史观，同时又将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运动结合起来。既然这样，“历史”和“时代”相互结合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呢？马克思的“时代观”始终处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历史长河又是通过一个个现实流域来展现自身的力量。马克思研究哲学的目的是终结哲学，或者最终解放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纯形式”的时代本质、时代精神，其时代哲学是一个基于解放历史、摆脱时代窠臼的不断延伸和丰富起来的实践问题，一个需要不断解构时代、重构时代的不断革命的话题。张文喜教授喜好“解剖麻雀”，擅长于细微处发微，引申出真知灼见。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转折性文本的剖析，他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思想内容的庞杂和丰富，正是基于对“实践难题”的“复杂回应”，才促使马克思真正反省并走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是判断马克思“时代观”之精髓。李振教授专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观，论证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时代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揭示马克思时代观密码的真正钥匙。通过两篇论文，我们将尝试探查马克思时代观的真实图景，这对我们真正理解“新时代”有着直接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马克思广为人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讲述的是一种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寻求。不论怎样将其加以阐述，它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一种被人道主义的目光所及的人的新观念或抽象时代，而是被置放在生产关系和经济中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趋于实践的革命的“新时代”。在《手稿》中，实践的主题尽管没有被醒目地明示出来，但至少被奠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即统治—压迫的模式也恰恰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实践”出符合资本主义所要求、所决定的社会及时代处境。

究竟该如何走出“旧历史”的窠臼，创造出属于“人类解放”和致力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新历史，一直是马克思哲学反思的核心主题。然而，“如何走出”的关节点，必然首先在于对身处的“现时代”的深刻把握和彻底批判。马克思正是抓住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枢纽，挖掘“经济决定意义”的“时代根据”，才可能穿透“资本神性”“资本形而上学”的“文明面纱”，把握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其未来趋势的内在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对象，是马克思所立足的“资本主义现时代”；而“剩余价值”的伟大发现的实质，则是揭示资本主义时代运行的内在秘密，论证“资本剥削”的历史必然性、暂存性和最终的非法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终极落脚点，则是要“走出资本主义时代”，走向“非资本化”的属于“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在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内在环节，直接与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或者说，二者实质上是“同一件事”（即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在“这件事情”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起着言说时代、指认时代、走出旧时代并标示和建构“新时代”的价值导视与知识转换的枢纽作用。

人民防空工程是城市地下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鼓励人防空间的多元主体建设和平战结合利用；但因制度建设滞后和权利边界不清，围绕“结合民用建筑配建”（简称“结建”）的人防工程的权利冲突和利益矛盾时有发生。文章回顾人防工程的立法和建设历程，分析当前存在的权利矛盾，进而辨析人民防空工程的“平时权利”与“战时权利”及权利行使边界。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要依据《物权法》的规定，以“物权”概念来定义结建人防空间的权利，并合理划定权责边界，从而切实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并有效落实人防空间的平时和战时管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