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是近代德国反犹主义的首倡者和推动者，并为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攻击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路德的反犹主义是宗教改革中一个不幸的插曲，因此有必要联系宗教改革对他的反犹思想进行一番研究。文章简要地阐明路德的新教宗教改革的原因、内容和目的，分析了路德关于犹太人的态度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转变。路德发表的檄文《关于犹太人及其谎言》是其态度从友好到敌视转变的标志，这篇檄文也成了日后纳粹攻击犹太人的依据和蓝图。值得庆幸的是，德国的历届政府勇于正视历史事实，不断地反思路德的反犹主义和纳粹制度，旨在“以史为鉴，面向美好的未来”。

16世纪初，马丁·路德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教义，引发了宗教改革。路德将“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设计进了他的玫瑰纹章中。玫瑰在中世纪以来就具有神圣的含义，在天主教中象征圣洁和圣母玛利亚。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路德玫瑰纹章作为一种神学符号，象征了路德的“因信称义”神学观念和十字架神学。路德玫瑰既象征了路德在神学上的新思想，又暗含了对传统教义的继承，同时体现了新教的视觉文化特征。

保罗·策兰认为诗是“对话”而非独白，其诗学理念得益于曼德尔施塔姆，理论根基则是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对话诗学不可缺少的元素是“我”“你”以及“诗歌的场所”。策兰诗中的“我”“你”是多重、直接和变幻的。“对话”是真实的相遇，在诗的对话中，“我—你”关系得以展开，精神涌现。对话者不是认知主体，他人不是作为客体呈现于我，而是“共在者”。诗歌为了勘测真实，“我—你”关系对应的是真实，“我—它”关系对应的是事实。诗歌寻找对话者，又要求沉默，策兰诗的张力正来自吐露与吞咽之间的矛盾。“对话”先天要求平等、责任和理解，而不是占有、利用和掠夺。“对话”又要求距离，“对话”能穿过时间，诗歌能够克服时间，诗歌要求永恒。

193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推行谋求和平、缔造多边自由国际体系的互惠贸易协定（RTA)谈判，主要目的是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纳粹德国是少数几个未与美国签署RTA的大国。1935年至1937年期间，美德双方所进行的RTA谈判不仅未能获得成功，还使得美国政府将纳粹德国视作制度的根本敌人。纳粹德国在经贸制度上的挑战逐渐被理解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威胁，并启发美国产生了新的全球安全观。

地缘经济理论的传统观点强调竞争、控制、对立、遏制，在联合、合作等方面相对弱化，凸显国际经济关系的冲突性特征。“一带一路”是一个促进多边经济合作的平台，秉持开放包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互学互鉴的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道路相通、经济合作、文化融合、互联互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平等、合作、包容、共赢等理念，在丰富地缘经济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创新生成了以地缘经济新空间、要素流动新动向、合作共赢新框架、国际关系理念新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为内涵的新地缘经济观。

戏剧治疗学将人文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提到一个极致高度，戏剧疗育艺术可在生态和谐和健康养生方面发挥社会真实效能。奥尼尔戏剧疾病书写史观与戏剧医疗技术不谋而合，从道家思想、“异化空间”及“生存模式建构”视阈观照人类的自我调节，排释生存压力，对生态危机意识具有启示意义。奥尼尔戏剧疾病书写史凸显了戏剧的人文关怀，其哲学式观照与前瞻性生存疗法为人类的生存困境开启了新的生态视野。

在美国20世纪末，被称为“十月学派”的批评家们，如罗莎琳·克劳斯、克雷格·欧文斯、哈尔·福斯特等，常常从解构或女权主义方面去理解当时的一些激进艺术。这种批评方式在1980年代初意义重大，但没过几年就普及泛滥了，不再有什么实质意义。到1990年代初，福斯特转向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视觉理论，以便理解之前的许多创新艺术模型，如卑贱艺术、无形式艺术等等。在《实在的回归》一文中，他将风格迥异的许多艺术家如安迪·沃霍尔、辛迪·舍曼、罗伯特·戈伯等人的创作，都理解成以不同方式去表现创伤和对抗实在界的事业。

在政治哲学史研究中，施米特被认为继承并发展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遗产；而罗尔斯则被认为是康德政治哲学的继承者。施米特将其关于敌友划分与总体国家的论说根植在霍布斯关于“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的论证上；罗尔斯则声言其民主和平论乃是受到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引导。本文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旨在推翻上述政治哲学“固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组颠覆性的论题：康德并非站在霍布斯对面，他实际上恰恰是霍布斯的继承者；施米特并非霍布斯的继承者，而恰恰是根本性地背离了霍布斯；罗尔斯并非康德的继承者，而是继承并实质性地发展了施米特的敌友划分论与战争正当性论说。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发展趋势中，门克的法哲学批判较为独特。通过融合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思想、卢曼的法律理论、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法学等思想，他发展出了一种后现代的法理论。文章主要关注该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法与暴力的关系。门克对该问题的讨论继承了本雅明对法的暴力的批判。本雅明主张市民法的本质在于暴力，并试图通过阐述一种神圣暴力来解免法的暴力。门克赞同本雅明的批判，但不赞同他的解决方式。通过吸收卢曼的法社会学和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法学，他主张，现代法本身就内在地蕴含了暴力与反暴力的辩证法，现代权利形式就是对法的暴力的一种解免方式。但是，现实存在的市民法通过确立主体权利反而扭曲了这种辩证过程，进而阻碍了现代法的自我反思过程。因而，市民法是一种错误的法。对市民法的批判则表现为对主体权利的批判。

柏拉图的《斐德若》从宇宙论思辨出发，将灵魂定义为自我推动者。自我推动者一方面是身体运动的本源，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自身。正是灵魂运动的这一双重效果让灵魂的自然概念与苏格拉底独特的灵魂概念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斐德若》中的一系列论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最终将灵魂从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运动本原转换成了伦理生活的主体，转换成了过着这样或那样的生活的“我们”的真正存在。

对谈认为：作家的出生地与其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有着西北山区文化的烙印；文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装神弄鬼”，如果文学艺术失去了对幽暗之物、奇异之物、神秘领域的创造、描写、呈现，那就缺失了根本性的意义；我们生活的世界在不断变化，认知和经验结构也在不断变动，小说的叙事手法自然也在不断变化；小说《山本》以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及“仿自然”的方式来表现重大的事件，是一种新的写作手法的尝试。

以政府职能转变和企业家精神弘扬为政策背景，本文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双重视角，分析了政府规模、行政审批、行为规范等政府管制行为对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利用2004—2013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总体来看，政府规模越大、审批流程越简化、政府行为越规范，该地区的企业家精神越丰富；第二，就东中西部对比而言，政府行为规范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甚于中部和西部；第三，就金融危机前后对比而言，2008年以后政府规模扩张和审批流程简化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建议我国地方政府应从宏观财政的角度出发来保持适度的支出规模，在微观干预角度逐步放松管制，推进政府职能由重经济向重管理转变。

文章基于“认知超载”的观点，采用了消费者行为实验的研究方法，探究了社会排斥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并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同时检验了产品类型和自我监控的调节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极情绪在社会排斥与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即社会排斥会增加消费者的消极情绪体验，从而促进其冲动性购买行为；产品类型在社会排斥与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即相比实用性产品，社会排斥对消费者冲动性地购买享乐性产品有更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