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对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中《莱比锡的奥尔巴赫酒窖》一场的主题意义和结构功能进行了重新考察。就主题而言，“奥尔巴赫酒窖”不只局限于对法兰西革命中暴力的批判，而是在整体上对人本光照思潮的全面否定和拒绝，是浮士德与魔结盟之后梅菲斯特展现给浮士德观看的魔性幻象世界，其实质就是如上帝一般允诺伊甸园的自由。这种魔性幻象是对欧洲18世纪理性时代的诗学写照。在戏剧结构上，《奥尔巴赫酒窖》并非孤独存在的场次，它和《女巫厨房》《瓦尔普吉斯之夜》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在的魔性框架，它对“玛格雷特剧”的框架性钳制决定了“玛格雷特剧”非世俗化的涵义方向。

1792年10月到次年4月，法军在莱茵河左岸的占领区输出法国革命模式，包括成立美因茨共和国，这是《平民将军》的故事背景。喜剧的主角并非历史上法国的“平民将军”，实为一个德意志乡间理发师所假冒，意图效仿法国革命在村里掀起一场暴动，执政贵族揭穿骗局，制止事端，伪革命者遭受惩戒，旧制度秩序井然。文章从戏剧形式、言语行为、威权仪式、政治象征物等方面展开分析并得出结论：《平民将军》全剧可被视作法兰西革命修辞与德意志封建威权交锋的一种诗学映像，是对美因茨共和国结局的舞台预言。

在伽达默尔作为往返运动的艺术游戏和解释学对话的启发下，伊瑟尔从文学、人类学和效应美学角度建立了他的游戏概念。游戏不仅指文学文本中现实、虚构和想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而且指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虚构由选择、组合与自我暴露这三种虚构行为组成，虚构行为导致了现实的虚拟和想象的现实化。文本中的空白和对传统规范的否定引发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交流和读者对文本意向的具体化。文学游戏的目的在于表现人的可塑性和人的全部可能性，即拓展人的自我。

当今世界政治仍未摆脱由等级制度和权力分配不平等主导的规范和机制结构。冲突、竞争和分配不均是导致全球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面对形形色色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按照全球治理理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仍然以规范性原则和反权威作为基础。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治理越来越被视为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政治上的回应”。从长远意义上看，国家间合作将是处理全球性问题的主要动力。

长期以来，形式多样的全球问题层出不穷，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全球问题的应对之道就是全球治理。但是，迄今为止，全球治理的成效未必是令人满意的。习近平主席将此视为“治理赤字”。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消除“治理赤字”，有必要做出以下努力：要大幅度提升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尽快改善大国关系，努力消除“信任赤字”，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力发挥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此外，为使全球治理获得更有力的学术支撑，有必要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研究全球治理，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能否实现“去美国化”，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文章主要从规范争论着手探索金砖国家（BRICS）参与全球治理行为的转变，以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正式与非正式会议的联合声明为分析文本，以第五次领导人会晤为界，将金砖国家的行为划分为适当性逻辑指导下的行动和争论性逻辑指导下的行动两个阶段，分析了金砖国家在这两个阶段中行为转变的动因。结果表明，金砖国家实力崛起的过程带来了全球治理体系权力的分散和转移，为金砖国家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对自身认知的基础上，金砖国家行为由规范引导向规范适应转变。金砖国家在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中呈现出社会化特征，不断内化现有的规范，并在此规范的指导下行动；在争论性逻辑的引导下，金砖国家对现有国际规范的有效性提出批判和探讨，并不断寻求构建更好、更平等的国际金融安全治理的新体系。

华语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元电影作品序列，它们往往借助转喻的叙事手法，以嵌入式叙事、套层结构等结构方式，做到故事层的变换，打破叙述层次，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空间来进行带有反身性的自我言说。它们同时通过自我扮演，以现实影响力作为进路，充分发挥创作者的叙事创造力，在新的叙事样式中实现华语电影作者个体与文化系统的自我关照，呈现出自我反思的现代精神。

在当前已经形成全球分工、国际合作的电影产业链的格局之下，“合拍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显得异常突出。“合拍片”强调的是跨国家、跨国公司之间基于经济利益优先原则的票房分账特征，多元叙事主体之间话语权的问题对中国电影的影片内容和形式（即“中国故事及其讲法”）产生重要影响。“合拍协议”将中国元素在影片中所占比例以契约化的方式巩固下来；合拍片的中国形象需要实现从“中国龙套”向“中国主角”的转换；“功夫馅饼/陷阱”和“好莱坞蛋糕/毒药”是合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春秋》是儒家的五经之一，自古以来，《春秋》学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晚年返鲁，因鲁史寄王心以作《春秋》，而微言大义寓焉，其中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多有所寄托，惜乎现代学人于此不甚着意，《春秋》之学，遂隐而不彰。有鉴于此，我们蒐集一组《春秋》学的论文，以呈现《春秋》学研究不同领域的当代视角。

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文章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春秋》“王鲁”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旨之一，董仲舒与何休无不倡言之。但这一说法在汉以后一直为后儒所诟病。随着清代《公羊》学复兴，这一学说才重新为学者所重，而其中以陈立最具代表性。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更为彻底地得到了贯彻。

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汉代《春秋》学理解为孔子当“素王”，宋代《春秋》学则理解为孔子“以天自处”。高拱以二说皆有损尊君之义，著《春秋正旨》驳正之。以为“天子之事”当指文、武之制，孔子作《春秋》，只是按文、武法度据事直书而已，并对“素王”说、“以天自处”说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将尊时王的意思推到了极致。文章从《春秋》学的现世主义和未来主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高拱的理论是取消了未来主义面向，将《春秋》降为一代之史，时王与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为减弱。

文章主要基于1978—2018年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相关内容，在形象学理论视角下，考察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代表性江南城市上海、苏州的描写，分析其叙事方法和呈现的江南城市形象。研究发现：美国报刊主要使用了“整体形象替换”和“部分形象替换”两种方法，将中国城市的特征归化到西方的范式之中。这些方法通过建立中西文化的联系，方便英语读者了解“异域形象”，也折射出这段时期美国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这些叙事方法对我们自己通过撰写英语新闻、翻译汉语小说等传播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启示。

文章采用会话分析法，在基于自然语音数据的基础上探索中德语伴互动中德语母语者的叙事支架构建及其对中国德语学习者口头叙事语篇输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母语者叙事支架在中德语伴叙事结构的构建中普遍存在，对中国学习者的口头叙事过程具有五个层面的功能。但同时，母语者叙事支架的构建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学习者语言及交际能力的欠缺导致其无法合理地利用母语者提供的支架；另一方面，母语者在教学技能及交际策略方面的局限性使得不少本可以通过搭建支架来处理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在语伴学习中，应引入言语交际策略培训机制，以更好地发掘叙事支架促进外语能力发展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