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讨论高兆明教授所著的《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释义》一书来进一步推进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研究。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的黑格尔研究早已是汗牛充栋，但对于一位中国学者对黑格尔这本书的系统研究，今日重读之，对我们依然有着巨大的思想启迪的意义。因为，我们依然处于现代性的进程之中，也依然面临着古典模式的崩溃和个体道德选择的两难。

纵观四百多年法国哲学的发展，它存在着四条重要发展路径，即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社会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径。这四条路径不是各自分离和独立的，而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此外，有四个关节点也影响着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和特点，即笛卡尔哲学、启蒙和现代性、革命运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法德哲学的互动。对这四条重要发展路径和四个关节点的考察，虽无法完全展现法国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有助于我们把握法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和欧洲哲学发展变化的特点。

未来哲学将是何种哲学？哲学如何取得其未来性？文章从尼采晚期的“未来哲学”概念出发，对未来哲学作一种基于历史反思的展望，认为未来哲学具有世界性、个体性、技术性、艺术性四大特性和规定性。所谓“世界性”，是指未来哲学的人间大地生活世界性，未来哲学是一种基于境域语境的关联性哲思；所谓“个体性”，是指未来哲学将接续现代实存主义/实存哲学的思想成果，以个体之思与言为己任，以个体自由的主张和维护为目标；所谓“技术性”，是指未来哲学将直面技术统治模式，成为一种受技术规定又力图超越技术的命运性思考；所谓“艺术性”，是指未来哲学将与未来艺术在“奇异性”意义上构成共生互构的关系，未来哲学将是一种艺术化的哲思，正如未来艺术是一种哲学化的创造。

文章从自然资源、人才、资金投入和产业技术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旧动能，从外源和内生的视角系统研究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消费驱动力、政策助推力、技术创新力、平台融合力和产业协同力等五种新动能，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以规划引导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和内生动力机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机制，最后提出了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相应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摆在动画产业面前的最大课题，直接影响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文章围绕近15年来桎梏中国动画产业的顽疾，从产品、企业、产业和教育等四个层面，揭示了在产业运营中的短板问题，特别指出了动画产品供给中内容创意性的匮乏，以及动画产品需求中观众参与性的缺失等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提升国民素质美育教育为根本、以提高动画人才培养质量为助推、以强化动画企业管理水平为重心、以政策支持与法规建设为依托的措施，全面建构新时代中国动画产业的生态系统。这些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地补齐以往制约中国动画产业进步的多项短板，规避影响产业发展的诸多障碍。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治理应运而生。在政府和社会的角色分工上，中国十大城市调研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因子”和“政府治理因子”平等输出、共同支撑了平台型治理的架构和运营。虽然目前十大城市的“政府治理指数”均超过“社会治理指数”，但长三角城市的“社会治理指数”已开始领跑全国。一旦政府与社会携手克服理念更新、技术嵌入、路径选择和建构营运等诸多难点，平台型治理将进入可操作化的成长期，也将直面城市共治共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类升级版需求，并为当前全球为数不多的平台治理实践提供中国样板。

在当前的社区治理当中，社区基金会在推动社区自治、开展社区营造、参与社区治理、提升社会凝聚力等方面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北京市注册成立的4家社区基金会的比较研究，刻画了社区基金会发挥的多元角色。研究发现，聚集公益资源是社区基金会最为突出的角色，部分社区基金会对跨界合作的推动效果明显，但在动员社区参与的角色发挥上有显著差别。各个社区基金会尽管都把筹集和管理慈善资源作为自身最为重要的角色，但普遍面临资金筹措和专业运作的双重压力，致使其慈善资源管理者的角色发挥并不突出。研究认为，发起主体的不同目标预设了社区基金会的不同功能和角色，外部政策环境的制约又进一步影响了社区基金会作用的发挥。

波里庇乌斯的混合政体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畏惧平衡，其直接来源很可能是学园派的卡尼阿德斯。而从其论证逻辑来看，畏惧平衡学说并不能得到古代主流政治思想的支撑。只有安提丰和赫摩克拉底提供的怀疑论式心理推演才能支持畏惧平衡的论证。

李贽尊孔与否，是近代以来诠释李贽思想特质的过程中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以“还原性诠释法”理解这个问题意味着，不能仅看李贽本人怎么说，也不能只听批评者和表彰者一面之词。李贽自以为终生尊孔，也确有晚年真尊孔之时；而将他的思想言行置于整个儒教社会正统观念之下，李贽颠倒儒教史论褒贬、蔑视“六经”、反对礼教，以及不避二教之异端言行、有伤礼教风化的行径，是本质意义上的反孔。以诠释学视域观之，李贽启蒙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敢于运用自身理智的启蒙精神，以及“返本开新”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经典诠释学方法。

“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源于西方，主要是指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观念。中国关于现代性的热点研究，起初是聚焦在对西方现代性理论与思潮的介绍、梳理和评估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对于现代性的思考渐趋多元，构成了颇具张力的学术研究空间。本专栏的三篇文章无疑集中展现了对现代性思考的多元视角。

当代中外文学关系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建立起来的。由于文学翻译的文化“操纵”性质，翻译文学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外国文学，而是经过本土化“改写”和“操纵”的“外国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外国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翻译文学”的影响；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现代主义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关系。也正由于文学翻译的文化“操纵”性质，现代主义翻译文学本身就内含了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的最初性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发展的向度和特点。以翻译文学为枢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三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系统中形成了不断衍生的中外文学动态互文关系，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文学意义，也在这种互文关系中逐渐彰显出来。

在当代日本的东方学（东洋学）思想建构中，出现了一股生态学层面的东西方文明比较论的思潮，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最先把地理、风土、环境、生态与“比较文明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东洋—中洋—西洋”的世界三分法，进而把东洋最东端的日本和西洋最西端的西欧划归为两个对称的“第一世界”，其他则被划归“第二世界”，以此来取代以往的“东方—西方”世界观，凸显日本文明的独立性与特殊性。随后，安田喜宪、岸根卓郎从“环境考古学”及“森林文明”论的角度，以喜马拉雅山为坐标划分“东方—西方”，强调日本文明的卓越特性与优越位置，梅原猛则从哲学宗教及“森林思想”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论。

比较文学学科构建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而这一时间段刚好与中国最初外派留学生的时间节点高度吻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生与此紧密关联：留学生们的域外视野，使得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共通性进行探求，同时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比对，催生了比较意识；留学生们的语言优势，又促使他们便利地译介域外文本和学科理论，并将之引入中国大学的殿堂，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萌生起到了桥梁作用；留学生们的研究实践，几乎建构起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体系。

公益性服务设施作为重要的民生保障，其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空间分析和空间句法等分析方法，探究农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影响机理，建构空间布局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设施供给的人口门槛和居民出行的可达程度是空间分布的基本法则；行政管理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社会变迁的基本诉求所采取的主要手段，从而形成“门槛—可达性”的逻辑空间秩序；设施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发展、社会变迁、行政管理、人口规模和道路交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文章遵循“集约提升、社会公平、运行高效、城乡统筹、共建共享”等五大原则，按照“明晰设施供需情况、评价村庄发展潜力、研判人口演变趋势、明确设施配置标准”四大步骤，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量化解析作用机理对于破解“门槛—可达性”的矛盾、优化设施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