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在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性实践中持续展开并不断进阶的，如何认识核心价值观建设及其演进，关系到我们怎样看待核心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文章尝试从社会形态、社会实践、社会转型等维度来认识核心价值观的属性、层次、变迁，目的是希望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更好地理解价值观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对各类主体行为所具有的驱动、制约、导向等作用。文章认为，在考察个体、社会、国家层面价值观建设时，需要深入考察其社会主义属性问题，需要通过实践厘清价值观在利益和责任两个层次上的体现，并需要把价值观的变迁与发展置于社会转型的整体环境之下来认识。

马克思是有“未来哲学”的，“未来性”是其思想的原则高度。长期以来，马克思的未来性思想因被归入“知性科学”和“宗教因素”的解释模式而遭到了种种误读。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是一种建立在“感性的活动”或“实践的活动”基础上的新的存在论（本体论），“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是马克思“未来性”的存在论根据。马克思在“感性的活动”新的存在论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阐释，并且通过对作为“感性活动之异化形式”的技术工业的批判，为未来社会的生成过程提供了具体化纲要。

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个纯审美现象，尽管在某些时期，文学研究会打起审美的大旗。看似与政治无关、与价值取向无涉的文学，只要它被列为经典并源远流长，就势必携带着对它产生时期重大问题的回应。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分别以各自的方式重构了奥匈帝国解体前最后的日子。文章认为，这两位前帝国居民以后奥匈时代的视角所审视的晚期帝国，清晰地展现了19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浪潮和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和信念危机对于多民族帝国的瓦解作用，促使人们思考特定共同体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条件和可能性问题。

荷尔德林虽然是一位哲学诗人，但他的诗歌创作同时扎根在现实土壤之中。1800年前后符腾堡公国的“时代史”是荷尔德林诗歌创作的重要动力来源。然而，荷尔德林并不直接在诗歌中表现“时代史”，而是借用古希腊的希波战争作为诗歌意象，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来展现拿破仑战争时期符腾堡公国的政治现实，并表达当时德意志人的民族情感和他对德意志未来的憧憬。这一手法在他1800年写就的长诗《爱琴海》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席勒审美教育理念的出发点是现实政治批判。在席勒看来，艺术中的美不仅以自由为基础，更是实践自由的体现；而鉴于个体与国家的同构，审美不仅可通过性格的高尚化实现个体的完满，也构建起平等而自由的政治共同体。而在美之外，崇高感亦是自由的重要来源。由此推导出的消极自由虽有避世之嫌，但文学的目标恰恰是通过对超越时间的审美问题的探讨，以非政治的形式实现个体自由与政治统一的双重目标。

自欧元引入以来，欧盟金融一体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在一体化建设中仍面临诸多问题。纵观欧盟债券市场一体化进程，其中既存在欧元单一货币引入、债券市场金融效率提高、银行信贷替代性下降等因素的推动促进，亦有异质性经济结构易受不对称冲击、话语权差异影响政策独立性、政治分割下债券市场制度的国别差异明显、金融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险、欧盟内部政治不确定性日趋上升、外部市场环境冲击等障碍的限制。展望前景，欧盟债券市场发展仍存在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建成高度一体化的债券市场仍需各方的诸多努力。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贸易冲突的走向跌宕起伏，虽然当前中美之间已达成初步的贸易协定，但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仍充满变数。通过分析实际状况，可以发现引发本次贸易冲突的关键因素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三重压力：一是美国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压力；二是美国受到来自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压力；三是特朗普政府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在三重压力之下，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措施逐渐成为美国应对结构压力的战略新抓手；二是产业分工变化的压力使得以高端产业为主的一系列竞争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三是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使得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跌宕起伏的特征。综合这三重压力的作用与影响可以预见：结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分工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而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又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存在阶段性降温的可能。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从长远来看难以完全终止，因而在贸易冲突的不同阶段，双方更倾向于借助在多个领域内达成有利于自身的一揽子协议，谋求相对优势以缓解压力，进而以图后计。

中国电影叙事伦理批评既不同于模仿论电影观，又不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电影观，它认为电影是用影像叙事并引导观众“意会”的艺术。其批评方法是在该电影观之下形成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影像叙事活动进行伦理识别，并辨析其引导观众主体认同的手段技巧。叙事伦理批评研究方法分为两步：第一步，从叙事技巧入手对影片叙事机制做主体性识别；第二步，分析导演、影像、观众三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叙事伦理对观众主体的建构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中国电影叙事伦理批评方法是一种新的批评范式，“以文化人”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并与“主体间性”理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叙事伦理批评转型的动力和条件。

近年来，以漫画为代表的日本流行文化风靡全球。漫画这种表现形式曾被认为是“骗小孩的廉价娱乐”，漫画角色通常拥有无论遭遇何种暴力都不会损伤的“不死身”。然而，被尊称为“漫画之神”的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却在其作品中创造性地描绘了角色的悲剧性死亡，并严肃地探讨了有关生死的命题。手冢的“角色之死”对当时的漫画读者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日本人对漫画的固有印象。文章关注手冢早年单行本漫画作品，分析其在这些作品中表现“角色之死”时所采用的表现手法，探究这种手法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脉络。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确立了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未来发展目标和实施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建设三项主要任务。上海作为以近代革命运动和近现代都市风貌为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名城保护复兴和人文之城形成过程中，如何在全社会形成城市遗产保护与文化规划共识，如何协调遗产保护、城市更新和民生改善的关系，需要转变观念、总结经验、创新机制。上海市具有海派地域文化特色的全球城市规划建设，应当以城市遗产保护利用、历史资源有效管理为路径，全面改善和提升历史城区的宜居性，保持、保护上海在不同发展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和城市包容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保持金融信贷行业平稳发展、实现债权有效救济，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和谐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但债权人及其辅助人（主要是债务催收机构）并不因此而天然具有私自获取、处理和使用债务人个人信息的权利，实质的刑法观念也不能为此类行为奠定合法性基础。比较来看，即便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网络社会，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使用必须征得权利人同意也依旧是世界各国立法的基本立场。结合这一现实，在我国当前从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趋势下，合法性是债权救济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的首要原则，打击“老赖”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与共同努力。

目前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为了回避是否采取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理论的争议，取消了《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此举将产生破坏各方利益平衡，两种无权处分效力不一，需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运用类推、推断等方法先行解释法律而解释结果可能不一致等弊端。采取物权行为独立性不等于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在民法典草案合同编（二审稿）第387条的基础上，采取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保留《合同法》第51条，将其中的“处分”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可以避免上述弊端并保持司法实践的连贯性。基于民法体系的协调性要求，应将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由债权形式主义改为“折衷主义”；把保留的《合同法》第51条的内容规定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