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三则童话《新帕里斯》《新美露西娜》和《童话》包揽了歌德思想质变的关键节点，不论是在每一则童话的内部，还是三则童话相互关联的纵向发展中，都可见他在不断地思变、提升自我：从孩童时代懵懂未知及尝试明理的求知、求解到青年求学时期对爱情及人生规划的思虑，及至人到中年跨越个体的局限而延伸至社会、国家和德意志文化的变革。个体的精神漫游、地理位移导致他思想观念的不断创生。在这一过程中，歌德对异文化的吸纳及其与其他精英个体的交往和互相启迪丰富了他的思想内涵。

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知识分子们提出“新神话”，意欲对启蒙理性与感性神话进行改造：要将哲学神话化以使其具有感性化的特质而能被民众接受与感知。荷尔德林用诗学的表达方式对“新神话”做出了回应与阐释。荷尔德林的诗学与古希腊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伽达默尔认为，古希腊文化并不是荷尔德林的“教育材料”，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是一种强力的相遇。荷尔德林在他的后期诗歌《饼与葡萄酒》中通过这种与古希腊意识对峙的方式展现了其“新神话”的诗学构想。

从分化对手国家方式的角度看，国际政治中的楔子战略存在报偿式和强压式两种类型。尽管分化者通常会基于自身能力和对手阵营内部矛盾等因素的考虑，倾向于采取正激励的报偿分化方式，但在强压能力优于报偿能力、强压手段有望抵消主要对手国家对其盟友所采取的同盟保护效果等条件下，分化者也可能采取强压对抗方式来分化对手阵营。建立在实力维度、领域维度和对比维度基础上的报偿能力或强压能力的优势是一个国家试图分化对手阵营威胁的基本前提，但相比报偿式楔子战略，强压式楔子战略的选择有着更多样化的环境条件。在楔子战略的政策实践中，化解敌对同盟威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一味的迁就；在评估实力结构和成本-收益平衡后，适时采取强硬举措也是威慑和分化对手的必要选择。

印度洋安全结构呈现由中印美“战略三角”构成的弹性均势。印度由于处在“战略三角”中的“支轴”，其对华战略选择具有灵活性。当中国的战略行为对结构冲击度小且双方利益兼容度高时，印度通常采取接触策略；当中国的战略行为对结构冲击度小且双方利益兼容度低时，印度通常采取约束策略；当中国的战略行为对结构冲击度大但双方利益兼容度高时，印度倾向于防范策略；当中国的战略行为对结构冲击度大且双方利益兼容度低时，印度倾向于制衡策略。若要缓解中印在印度洋的对立局面，需从减轻结构压力和扩大共同利益两方面进行考量。如果将结构诱因作为对外政策的自变量，利益要素就是连接两者的干预变量，其可能加强也可能减弱体系诱因对单元行为的作用。以安全结构和国家利益两个变量的双重视角分析中印在印度洋的战略互动可以发现：印度在印度洋对华总体采取对冲战略，这是一种由接触、约束、防范、制衡四种不同类型的策略构成的战略手段。

假山营造之“法”根植于审美认知，其生发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影响。在初盛唐、中晚唐、北宋末年以及晚明四个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催生出新的自然观、哲学观与价值观，并通过审美观的更新使假山在营造体例与外部形态上产生了新的内容。但是，这些新思想的出现并非是对旧观念的简单取代，相反，新旧假山营造之“法”或以并行不悖的状态存在，或相互交融。就不同类型的古典园林而言，皇家宫苑与文人私园在掇山审美上时常表现为彼此借鉴、交替盛行，二者的互动使中国古典造园思想得到了良好传承。

《罗小黑战记》攀蟾折桂，堪称中国生态动画云程发轫之作，但从比较电影学视域来看，与“吉卜力”生态动画相比仍有不足：因地理条件有异，工业化进程不同，故生态观也有不同。吉卜力动画始终秉持着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而《罗小黑战记》表达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受不同的生态观制衡，吉卜力的“动物本体”形象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而《罗小黑战记》的“人化动物”形象，将人类的思想和意图加之于动物；吉卜力以“动物本位”的视角批判和审视人类的行为，《罗小黑战记》从“人类本位”的视角表达的依然是人类的感情倾向和现实社会的诉求；吉卜力以田园式神话空间为主体来关照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罗小黑战记》则偏向以科幻空间为主体，表现人类征服自然、驱遣自然的盲目自信。

晚明社会的剧烈变动极大影响了当时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地位，园林空间恰巧成为体现自由与禁锢的窗口。以仕宦家庭女性及名妓阶层为代表，前者受限于传统道德多居于家宅，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生活趣味，并通过各类特色景观要素与做法为园林空间融入女性化审美风格；后者则通过趋近文人的审美倾向而维持社会身份，营造清雅的生活环境，同时广泛参与文人集会社交，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私园观演空间的发展，并更多参与到公共园林的山水开发中。这些女性群体凭借自身才情争取更大的物质与精神自由，其审美观念与需求投射在园林空间中，潜移默化下为晚明私家园林风格带来些许变化，也为众多普通女性提供了眺望外部广阔世界的窗口。

在倡导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和工具开始受到学者和决策者的高度关注。自1980年代以来，上海市的旧区改造与历史风貌保护实践一直呈现胶着状态：“大拆大建”的旧改方式带来了城市生态、社会文化的不可持续性；市场主导的历史风貌保护项目也具有其显著特色。“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既是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需要彻底改变“旧改”这一路径依赖，通过城市历史文化积极保护引领实现城市的有机更新，通过统筹规划、整合推进、市民参与和综合治理来健全完善城市保护更新的整体性实施管理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它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带领人民探索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文明的演进贡献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资源。这种贡献主要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彰显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追求；实现“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体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五位一体”的文明结构，展现人类文明形态的“全面性”；“文明交往”的发展逻辑，彰显人类文明的包容性。

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生成、科学凝练和郑重提出，绝非程式化的意识形态建构，而是贯穿着自洽证成的唯物史观叙事逻辑。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叙事体现为党立足于现实性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生成叙事体现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实践；问题叙事体现为党在科学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中前行；主体叙事体现为党依靠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创造千秋伟业。我们党应基于唯物史观方法论，乘势而上发挥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能动作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党的光荣传统与红色血脉，是历史与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的新使命。青年学生须在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实践品格、磨炼意志品质、锻造政治定力，不断建构起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正确价值观，在真理的力量、使命的召唤、奋斗的精神、人民的立场之下汇聚应有的政治品格。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一国专利法是否应该采用广义宽限期规则存在争议，目前各国专利法也依然各自为政。美国先发明原则带来的副产品“法定阻却”规则虽然也被称为“广义宽限期”，但是与先申请原则下存在的“广义宽限期”制度并不一样。在实施先申请原则的国家，不需要借助广义宽限期规则促使发明人尽早申请专利；而且，由于广义宽限期规则本身存在的弊端以及在实践中的价值有限等原因，《欧洲专利公约》及不少欧洲国家都拒绝或放弃了广义宽限期规则。我国目前也可以继续维持“不丧失新颖性的例外”的狭义宽限期，没有必要像日本专利法那样改为广义宽限期。

巴西是全球第二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和第一大转基因大豆出口国，在此之前巴西转基因农产品合法化的立法经历了10年之久。回顾巴西转基因农产品监管制度的历史，发现有多个因素影响巴西转基因作物监管制度演进，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转基因农产品合法化给巴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也对生态、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由此启示我国要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保障，促进转基因技术应用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协调发展；提高我国转基因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子产品；通过制度和政策保障，促进小农户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