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接受不只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危机，还基于批判理论开创性的理论策略，即：以“分科判教”的方式，将精神分析尤其是无意识理论，以及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心理学，重新部署于一个辩证的张力场中，让它们对其各自的同一性倾向相互校正，从而使各种理论在总体化的科学图景中保持批判的激进性。精神分析在霍克海默这里开启出了一种批判的病理学，它对社会历史中介下的“人类力量”的病理性考察，有助于破除自由主义的个体人格理论并重新规定个体在社会中的历史处境和推进历史的潜能。对阿多诺来说，精神分析理论使得韦伯帕森斯式（以及后来的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社会理论构想始终会受到个体心理学尤其是无意识因素的挑战，迫使理论家保留对个体身上无法还原的自然历史因素的关注。这种自然历史因素与真理性内涵的内在关联，由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展开，并同样借用了精神分析关于身体、创伤和恐惧的理论。

精神分析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之一，自诞生起就直接切入了思想史及哲学史。其基于临床所开启的认识论、伦理学及存在论辞说，极大地影响并促进了现代思想的进程。从弗洛伊德给无意识下的两个哲学式定义——“无意识没有时间，无意识没有矛盾”——出发，可大概管窥其在这方面的一些影响与贡献。而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精神分析虽说借助“意识之二裂”等概念质疑了古典哲学的某些观念，但在后者的核心层面即主体论层面上，却更多是继承、弘扬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发展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论，当然也就此而同时碰到了其所内在的某些困难，其典型是交互主体性观念。拉康为解决这些困难，亦为摆脱无意识身上的神秘主义与心理主义等倾向，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进展，在语言结构而非意识结构的框架下重新定义了无意识，即“无意识是大彼者的辞说”，并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结构—主体”论题。

基督教“爱邻如己”的伦理命令在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遇到了强烈的质疑，这一质疑需要通过对邻人问题的思考，回溯到主体与彼者的原初经验，并进一步考察这一伦理命令的心理学基础。拉康区分了作为小彼者的邻人与作为大彼者的邻人的根本不同，他让我们看到对这一伦理命令通常理解的内在盲点与根本困境。通过对“谁是最近的邻人”的问题的讨论，拉康进而阐发了“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命令的全新意义。无意识恰恰是每个主体自身最近的邻人，主体面对着自身内在的这种相异性、陌生性的部分不退却，而去创造一种与“邻人”的相处方式，这是“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律令在精神分析伦理学的视角下呈现的基本意义。

我国的文化贸易进入了由大到强的转型期，快速增长的文化贸易是贸易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文化强国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格局的重要支撑。在文化贸易增速放缓、结构性“文化赤字”依然显著、对外文化投资严重下滑的形势下，我国要实现能够有效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高水平文化贸易发展升级，就必须以文化自信为内核，以高质量文化产业为基础，畅通国内和国际文化市场，抓住数字经济的大势，着力发展数字内容与文化科技服务贸易。

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有利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从年龄异质性看，文化产业发展对青年、老年和中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依次降低。从区域异质性看，文化产业发展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依次降低。从行业异质性看，文化服务业是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够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此，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通过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文化产品多样化及专业化需要等途径来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

政府补贴对文化创意企业的创新绩效影响一直以来是文化创意产业创新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以鼓励文化创新发展和区域性城市群建设为政策背景，通过对2013—2018年深、沪交易所50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样本分析，结合文化创新企业创新成果回报时间长、回报收益不确定的特点构建了静态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知识产权绩效和财务绩效等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关系，而政府创新补贴能显著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另外，获得政府补贴的长三角部分城市企业的创新产出更多，而民营文创企业对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更高。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效能发挥不足，迫切需要构建政府与市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商业综合体是实现政府与市场相互补位、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极佳载体。以商业综合体城市阅读空间为切入点，基于公私合作理论构建综合体阅读空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评价框架，结合国外成功案例归纳商业综合体与公共文化设施的协同营建模式，并对国内实践提出建议。研究表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提升需结合实际情况，从平衡宏观政策和公众需求、转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发挥社会层面的积极作用三方面进行提升；推动商业综合体城市阅读空间发展，可有效弥补公共图书馆对上班人群的服务盲区，正面应对社会中坚力量的学习需求，从而促进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

房价作为影响创新成本和地方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与长三角城市创新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长三角地区城市房价与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其次运用双向固定模型、门槛回归计量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城市房价对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变量对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2009—2018年，长三角地区房价呈波动上升，近年来增幅有所扩大；在空间上，房价和创新能力具有相似的格局且存在“高房价—高创新”的“双高”现象。（2）在考虑城市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规模对高房价与地区创新有着积极正向的调节作用，高房价对规模较大的城市存在创新升级的促进作用，而对规模较小的城市则有挤出效应，其结果通过内生性检验。（3）人口规模对地区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当城市人口规模小于第一个门槛值（411.633万）时，高房价在此人口规模的城市中会显著地抑制地区的创新能力；当城市人口规模处于两门槛值之间（411.633万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破解这一瓶颈的关键。基于2004—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相关数据，采用DEA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时空两个维度分别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TFP进行了研究，利用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TFP特征进行了刻画，并采用传统马尔科夫链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TFP长期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京津冀城市群各个城市在研究期内绿色TFP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TFP的增长贡献最大，规模效率呈上升趋势。（2）京津冀城市群绿色TFP呈现极化的发展趋势，内部差异较大。（3）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TFP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通过赋予黑格尔在现代哲学中的这一地位而为自己赢得了崇高名声：“黑格尔不是归属于现代性时代的第一位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把现代性变成了他所思考的问题的哲学家。”作为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继承者和守护者，哈贝马斯虽然总是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摇摆，但他不是简单地回到康德或回到黑格尔，而是在对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综合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康德和黑格尔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在现代性遭遇最大危机，乃至全球化进程似乎日渐中断、现代性的规范秩序日益瓦解的今天，我们重新探讨哈贝马斯关于黑格尔的论述，特别具有一种现实意义。 这组文章原本是余明锋为同济大学学报“纪念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出版200周年”专题而约，但最终余明锋自己未能交稿，我的文章也未围绕《法哲学原理》来写，相反仅仅是对黑格尔伦理思想研究的一种“纠偏”。之所以需要“纠偏”，是因为人们至今不能透彻理解，为什么黑格尔不探讨二级学科意义上的狭义伦理学。祁克果最先批评黑格尔无伦理学，显然指的就是没有这种伦理学。但黑格尔几乎在所有著作中都在讨论“伦理”或伦理生活的伦理性，怎么没有伦理学呢？后来人们承认黑格尔有伦理学，几乎又都是从“客观精神”特别是“法哲学”中讨论伦理和伦理生活的地方来重构其“伦理思想”。这难道有什么不对而需要“纠偏”的呢？ 我所谓“纠偏”，纠的就是不从“哲学”即脱离第一哲学来理解伦理学之偏。康德本来就是非常广义地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狭义地理解伦理学，他首先是把“伦理学”作为与“物理学”（自然学）相对的概念，说：“古希腊哲学分成三门科学：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这个划分与事物的本性相符合，无需做进一步改进了……”然后，在具体探讨伦理学问题时，他强调“伦理形而上学”要“先行”，这都是为了打通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因为，“伦理学”探讨“自由的因果性”，是以意志自由为前提的，但这种意志自由又不是主观的任性，而是事物“应该”如此发生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才具有绝对的应然性。只有在伦理形而上学中才有可能解决自由与必然的这个二律背反。 黑格尔在哲学的划分上与康德“形式上”是一致的，按照其《哲学全书》的体系，哲学区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因此，对应于康德“伦理学”的，就是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一个与康德“大伦理学”（探讨自由的因果性）相应的伦理学概念，那么就不能仅仅从黑格尔表面上讨论“伦理”的地方去理解，也不能仅仅从“客观精神”去理解，而要从整个哲学特别是“精神哲学”去把握。对黑格尔而言，只有“精神哲学”才是真正的自由哲学。而这是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意义。德国著名黑格尔专家克劳斯·费维克在前年出版的最新黑格尔思想传记中说：“对于黑格尔而言，做哲学（philosophieren）就是学习自由地思想和自由地生活。”因此，作为自由哲学的伦理学，就不是一个脱离第一哲学的二级学科，而是哲学本身。所以，黑格尔伦理学思想，如果不是从哲学本身，而是从哲学的任何一个部分中抽取出来的“伦理”观念，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于是，我首倡从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来理解黑格尔伦理学，这样才能完整地理解黑格尔的自由哲学即其伦理学。这是一种存在论上的自由：在“异在”中同时“在自身处安家”。通过阐释这种自由，才能阐明“伦理性自由”在各种伦理生活的实体关系中“由自”主宰的存在论特征，由此阐明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都是伦理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都是自由“演成”的一个存在论环节。康德作为“主观意志的法”（道德）也就指派到它本该所处的精神生活的合适位置上了。

黑格尔伦理学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迄今为止几乎很少有研究者是从其哲学体系出发来考察其伦理学哲学的。大多数人或者像张颐先生那样，以黑格尔主要哲学著作为线索，把其中涉及伦理的思想抽取出来，加以系统化阐述和评论；或者像阿伦·伍德教授那样先主观地构造一个黑格尔的伦理理论以表达其哲学立场，再重点评述其在客观精神中所表达的伦理思想。这些研究中不乏创新性洞见，但终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不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出发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黑格尔伦理学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而黑格尔成熟的哲学体系包括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个体系最终是要论证世界是一个向着自在自为的自由演成的结构。因此，“伦理”虽然集中地体现在精神哲学，但只有从这个通往自由的世界结构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伦理”的世界使命，即以精神的提升促成自由的实现，也才能理解自然与伦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未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伦理”，不仅使“伦理”失去自然法的根基，而且也无法阐明“伦理”作为“第二自然”究竟是如何从自然界之“自然”进化为作为本性、本质之“自然”的。唯有从具有本性、本质之“自然”中才能从自身生长出“自由”之精神。“自由”作为“自然”之真相/真理才是“伦理”之本质。“自由”从“自然”中演成的这一必然性才能说明“道义”为何具有绝对的义务约束力或命令性；而唯有“自由”在他在/他物中依然还“在自身处安家”，才能阐明伦理性的自由在各种伦理生活的实体关系中“由自”主宰的存在论特征。由此可以证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自由演成的体系，其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都是伦理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都是自由演成的一个存在论环节。

哈贝马斯关于对话伦理学的自我批判和反思在他的理论发展历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哈贝马斯在面对学界关于对话伦理学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指责之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吸收黑格尔关于康德伦理学批判中的合理成分来解决从规范证成到规范应用所产生的“落差”问题，从而导致他最终转向法哲学领域去阐明交往行动如何能达成社会整合的规范性基础。总之，思考黑格尔关于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是否适用于对话伦理学，是我们理解和评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关键线索。

1857年，波德莱尔因出版《恶之花》引起轩然大波，被告上法庭。法庭从社会道德出发，认为波德莱尔对恶作了如实的描述，从而冒犯了公共道德。后世的批评家则往往倾向于区分艺术和社会道德。通过对波德莱尔诗歌艺术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波德莱尔“恶”的多种含义的探讨，可以得出：波德莱尔坚持审美高于道德，并最终形成对美的崇拜，而从波德莱尔的作品看，对美的崇拜最终会走向厌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危害严重、难以预测、突然发生、蔓延迅速、影响广泛、起因多样等特点，极易引发不良连锁反应，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等构成严重威胁。为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升应急管理精细化水平，应重点关注社区这一应急管理最基础的空间单元，充分发挥社区应急管理项目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通过对社区应急管理项目关键措施的新浪微博的内容与评论的情感分析，可以对从公共视角出发的社区应急管理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不同地区疫情的严重程度与疫情的发展阶段均与公众对社区应急管理项目实施情况的情感评价呈现相关性。为了有效提升社区应急管理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公众满意度，结合疫情演化实际与社区异质化属性，在未来实践中采用智能化技术的优化措施值得被重视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