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百又十五年的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九个发展阶段，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进程的生动写照。同济大学的坎坷历程启迪我们：大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大学的发展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学的文化传承是促进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大学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最后一场《地牢》在内容上归属于第二大部分“浮士德情毁玛格雷特”（V.2605—4612），它与第一大部分“浮士德血盟梅菲斯托”（V.354—2604）构成因果关系。玛格雷特与浮士德的出路和结局分别象征着神性和魔性：玛格雷特被上天拯救，浮士德跟随魔鬼践行更宏大的规划，正如剧情一开始他们相遇时，浮士德从魔性的“女巫厨房”出来，玛格雷特则刚走出神性的教堂；他们的出场地与出路规定了戏剧文本的涵义和方向。语文诠释学旨在通过整体结构与部分情节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地牢》一场中如何表现魔性浮士德与神性玛格雷特之间的博弈、缠斗，同时论证《浮士德·第一部》展开的是浮士德之“与魔结盟的存在”同玛格雷特之“与神订约的存在”之间的戏剧冲突，直至玛格雷特的物理毁灭。

如果基于十九世纪初期动物学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歌德的《驯狮》，可以发现：经历了边缘化和“异托邦”化，动物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他者，并因而成为建构人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通过这种建构，作为自然生命的动物得以被排除在契约式的政治秩序之外。其结果既保障了政治秩序的存在，又使动物作为危险因素的象征参与了政治秩序的建构。

联盟战略在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被美国政府视为美国最大的财富和力量源泉。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指导原则下，美国的联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创伤，联盟伙伴的离心力和自主性在增强。面对新时代中美竞争的新格局，拜登政府试图更新美国的联盟战略，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在难以再通过传统的联盟体系遏制中国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以问题和领域为导向，针对中国分别组织了地缘战略与安全、科技、经济和意识形态四个联盟模块，新的联盟体系呈现出复合型的特征。由于联盟内部缺乏对共同威胁的统一认知，盟友之间在很多方面也缺乏共同的利益，再加上联盟结构过于复杂，增加了联盟操作的难度。拜登政府的联盟战略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应该针对美国的不同联盟提出不同的应对之策。

在全球化的时代，对涵盖国际责任在内的国家责任进行探讨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谋划国家治理与国际战略的应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责任的形成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逻辑互动，而大国责任则源于国际社会的实力不对称和权力不平等。同时，大国责任由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构成，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责任，三者的互动呈现出内外统一、权责统一、动静统一和知行统一的逻辑。相应地，大国既要将国内责任的履行作为保障性前提，也需要在双边和多边层面通过国际责任和共同责任的履行进行外部互动，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发展援助、制度改革和国际维和等方面担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拓展国家利益和维护全球利益。

在国产电影竞逐欧洲三大电影节的40年历程中，随着国产电影与西方观众交流的频繁和深入，西方观众对电影文本的跨文化接受逐渐由外化的对东方奇观的好奇心和窥视欲的满足，深入到普通生活的日常状态中，借由影像参与到中国人生活的内部，对东方文化价值观进行观照，最后，回归到对电影文本叙事本身的接受。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不仅需要通过故事的独特性获得关注度，而且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表达层面提供观众感知的路径，并在其中提炼生活价值，达成共识。这是国产电影走向世界获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何为剧场性，这是近年来当代剧场艺术研究中浮现的一个焦点问题。它是一种美学维度，一种艺术形式，亦是在思索剧场公共性及伦理性等语言框架时的一个有效的范例。从罗兰·巴特对剧场性的定义——“减去文本”（独立于剧本而在空间中成立的东西的存在）出发，以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戏剧《叶普盖尼·奥涅金》展开分析发现：“剧场性”不仅仅是戏剧创作的法则，更是造就观演边界改变以及各种元素平等运动的创造性观念，剧场因此呈现为如德勒兹所言“内在性的一致平面”之哲学剧场。

现代国家是领土国家。但在关于国家正当性的政治哲学讨论中，国家的领土性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一个包含领土权的国家正当性理论须回答如下四个问题：（1）什么是领土（主）权？ （2）为什么国家能够主张领土权？（3）国家能对哪一块特定的土地主张领土权？（4）能最终主张领土权的主体是国家，还是民族或人民？当下流行的领土权理论包括洛克式同意理论、民族主义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和政治自决理论，但目前这些理论各有不足。综合来看，一种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或许是最佳选择。

中国早期文明，通过立表测影，观测太阳运行规律而开天辟地。开天，契刻周天度数，定四时春夏秋冬。辟地，劈开地方，分四方东南西北。打开四方四时，凿破混沌，奠立华夏文明最基本的时空坐标。然后，法天文奠立人世政教文明原则，教化民众，为神道设教。这样一套文明的政教法则，最能匹配人与万物的自然性情，因而“文质彬彬”。

园林具有悠久的雅集传统，是古代诗人结社的重要空间。清代园林结社以宋代“西园雅集”为先导，经过地方诗人群体的提倡与响应而渐趋兴盛。园林与文学活动的关联所形成的这种传统，借由清代诗人结社而呈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园林作为实体空间，其修筑与翻新提供了结社契机和集会场所。园林象征着庙堂和江湖之间的第三种生活方式，推动清代政治结社向文学的转型。二是园林作为文化符号，园林结社承当振兴和弘扬地方文化的功能。园林通过系列社事的叠加与替代而实现符号化，结社因此摆脱了具体集会空间的限制。园林符号也有助于文学想象和虚构叙事在社诗创作中的建构。三是园林传统借助社图社诗的创作得以再现和延续。诗人结社将园林、绘画和文学置于同一话语平台。园林传统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丰富了清代诗人结社方式的多样性，也是结社实践提升园林内涵的结果。

创业研究认为，创业者特质是创业者区别非创业者的显著特征。这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忽略了自恋与谦卑特质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创始CEO自恋会促进技术多元化，谦卑会抑制技术多元化；创始CEO自恋与谦卑的平衡对技术多元化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创始CEO自恋促进了非相关技术多元化，谦卑抑制了相关技术多元化；创始CEO自恋与谦卑的平衡对相关和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不但推进了自恋和谦卑在创业领域的研究，而且为企业技术多元化的前因提供了新的解释。

旅游能够提升农民幸福感，旅游消费也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着力点。2003—2018年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表明：16年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呈上升趋势，旅游普及面越来越广，旅游消费的主体是中年人；纯收入、保险支出、过去的消费习惯和汽车的普及度是影响出游率和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旅游行为的发生使得家庭经营主业向更高层级转变。因此，增强社会保障、加快汽车普及等有利于农村旅游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