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和历史性贡献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论述。它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此次《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许多新的解读，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信，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论逻辑，凝结着我们党长期探索的宝贵历史经验，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革命理论，具有深刻思想内涵、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时代价值，为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奋斗新征程提供了重要遵循。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完善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对于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作风引领、制度引领作用，确保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层治理的“共治”取向塑造了新的治理结构。在社区场域，良性互动要求党不但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关系，还要能够解决基层治理效能问题。通过对石家庄一个老旧社区的“红色物业”进行个案调查发现：在不改变社区“存量”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党的政治领导实现了“增量”治理效应。同时，党建赋能的策略也有效提升了物业公司的治理能力，这些策略包括条件准入、资源下沉、激励与规制。领导与赋能推动了“红色物业”的企业转型和老旧社区的治理迭代。这为塑造基层治理生态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镜鉴。

在哲学心理学的视角中，尼采的心理疾病更像是柏拉图曾经说过的“神圣的疯癫”。我们希望通过对尼采思想的哲学心理学研究来深入揭示心理疾病的双重性：毁灭与创造。

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尼采是一位谜一般的哲学家，因为他的思想风格不同于绝大多数理性的哲学家。他绝妙地保持了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平衡，并在二者的张力中迸发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始于尼采成年早期的双相障碍对他的哲学创造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的年代，尼采的哲学写作就是他进行自我心理治疗的方式，而他自己将这种方式称为“升华”。在永恒轮回的思想中，他不仅发现了人生痛苦的重复，而且发现了一种在事件重复中获得补偿与完善的可能性。在超人的思想中，他揭示了一条通过成为超越凡人之上的超人去克服人生痛苦的解脱之路。在爱上帝者与敌基督者之间的摇摆中，尼采用哲学语言写下了一部凄美的人生日记。

尼采的精神失常与其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说尼采生命末期的精神错乱被判定为由其脑器质性疾病所致，那么，他的思想是否就可被视为一派胡言进而被全部推翻？事实上，当人们以现代科学诊疗体系为依据将焦点集中在尼采的精神疾病上时，疾病就已脱离了本体，科学主义焕发了生机，而尼采正在被“杀死”。宗教的上帝死了，精神病学领域的人们却需要科学主义这个“新的上帝”。以科学主义机械论的态度对待精神疾病，原本是以“人”为出发点，但其结果却是“去人化”的，这是“末人”的做法。尼采推崇的科学是以人为目的的科学，是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科学，因此，应以“超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精神疾病——既重视人的“自然性”，又不能忽略人的“内在性”。

在新全球化时代，利用新技术、新手段讲好中国故事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区块链在多元场景的技术赋能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范式创新的方式。在区块链技术驱动下，中国故事的传播范式建构依循创意—生产—传播—消费的故事全生态逻辑：一是在创意端设置公有链和联盟链，构建共生范式，凝聚多元主体智慧，保障故事创意供给；二是在生产端铺设分布式网络，生成协作范式，整合多方主体资源，达成分布式故事协作；三是在传播端利用区块链开放交互的特性，打造故事出海范式，推动中国故事走出国门，在与受众的互动中实现精准传播；四是在消费端优化数字凭证，建立权益实现范式，保障创意主体的版权权益，激励中国故事传播者和消费者参与价值贡献。在构建基于区块链讲好中国故事范式的同时，整合技术自治和政府监管，探索内外部治理互动的“合规”语境下的范式优化进路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蓬勃发展的影视文化产业理应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寻找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在全球文化市场流通的影视产品承载着具有个性和共性的文化价值。我国影视作品应该在传达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同时，逐步体现和融入“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并依托多样影视媒介传播范式打造核心语境、转化对立语境和融汇差异语境，在语境的翻转中不断强化“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位置，从而推广我国文化价值观，助力影视产业海外传播的实践升维。

新加坡是一个人口稠密且建筑密度高、建设用地规模小且开发强度高、种族多元且社会融合度高、生态空间有限但生态网络连贯度高的城市型区域。加之其土地国有化程度高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城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高质量利用的特色与经验可供我国大城市地区借鉴。新加坡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路径的形成是政治、经济、规划、法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本地化协同演进的成果，是住房、产业、交通、土地和环境融合发展的结晶。新加坡以全局性、长远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的战略思维，有效应对着外部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只有系统把握城市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经济竞争力、社会亲和力和生态永续性的多赢目标。

文化服务是识别文化遗产的文化特征及其价值组成的一条重要途径。采用文本情感计算方法，利用上海市10座历史公园的大众点评、位置微博和调研文本数据构建历史公园空间特征和文化服务感知词库，并以2006—2018年的大众点评数据为基础，对鲁迅公园2013—2014年改造前后的文化服务感知进行量化测度。研究结果显示：改造后“放松” “社交” “健康”的感知显著提升；“归属感”和“地方感”明显下降；其余文化服务感知略有提升。同时，研究也表明：文本情感计算是时空维度的文化服务量化测度的有效工具；文化服务感知与空间特征及改造策略具有关联性，文化服务感知的量化结果可以为历史公园保护与更新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围困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佛罗伦萨城市景观最重要的画作，由瓦萨里工作室完成，其主题为文艺复兴史上一场重要的战争。画作的历史背景、内容、赞助人与画家的关系等各个层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画家通过构图经营，将这些不同的层面密切结合在一起，并将该战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与赞助人美第奇家族之间的关系巧妙地表现出来。该画作对于文艺复兴城市空间的塑造、战争与风景画的结合模式有着深入的探讨，更为隐晦的则是画家与米开朗琪罗的私人情感关系的图像化，而正是最后一点使得该画作呈现出与其他文艺复兴同类画作完全不同的气息。因此，该画作也成为探讨文艺复兴文化丰富的内在世界的一个重要索引。

当前学者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侧重于解读其记载的营造技术内容，对于其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意义涉及较少。为何这部伟大的建筑法规会出现在北宋而不是其他朝代，以及其施行效果如何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催生了包括熙宁变法、元丰改制在内的一系列旨在增强帝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政治社会改革。《营造法式》的出现与这些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负责编写《营造法式》的将作监是在元丰改制之后才重新设置的，这部法规的编纂历程与熙宁变法的兴废有着时间上的对应关系。《营造法式》颁布后，蔡京和宋徽宗掀起了一股大兴土木之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覆灭。《营造法式》中记载的系统性的建筑技术内容是中国古代官式建筑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但这种发展背后的推动力却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基于社会现实的政治诉求。

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物品因符合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条件而应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其可构成实用艺术作品。我国关于实用艺术作品的制度存在缺陷，主要是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著作权法存在体系性矛盾，对源于国内和国外的作品保护有差异。这引发了司法中的问题，比如概念理解有偏差、审美标准不统一、“分离”标准不合理等等。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难点在于“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界定，总结各国经验可以预见，该问题在短期内难有突破。对此，可采用 “整体分离法”将实用性、艺术性和独创性的判断合为一步，提取讼争对象与“基础设计”的差异，将著作权的保护范围限定在差异部分。“整体分离法”不仅具有合理性及较强的可操作性，而且也不会导致著作权的过度扩张，能够在合理确权的同时，回避“实用性”和“艺术性”界定中的争议，进而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