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浪漫派将女性精神融入浪漫主义诗学，围绕女性展开富有浪漫想象的审美颂扬与哲学省思，奉女性为诗学理想的化身，宣称浪漫主义“进步的全面诗学”是一种“女性艺术形式”。浪漫派女作家以“接触的语言”“幻想的真实性”等“反模式”的美学原则，诠释和演绎了浪漫主义诗化人生的理念，生成颇具女性先锋实验和解放特质的浪漫主义女性诗学观。这既是对庸常现世的美学超越，亦是对社会禁锢的抵制与抽离，具有现实与空想的双重意义，在德国女性解放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诸多可供反思和借鉴的思想资源。

1949年在战后德国各地举行的歌德二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揭示了“零点时刻”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魏玛古典文学被视为政治革新的文化基础，但仅从当下视角解读文学传统存在忽视历史反思的隐忧。在东西德，歌德的形象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迈耶、卢卡契、贝歇强调歌德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雅思贝尔斯和阿勒文指出了纪念歌德的历史合法性问题，而托马斯·曼则将歌德视为德国统一的象征。尽管纪念活动中对歌德的不同阐释均体现了以文化代政治的德国思维，但魏玛古典文学本身所蕴含的人道主义却具有超越时间的典范性，而这正是文学在战后德国政治重建中的真正价值。

处理好中欧关系事关中国战略全局。在网络安全合作领域，中欧在双边层面多轨道创设网络安全对话机制，与英德法等欧洲大国开展高级别安全对话；在全球层面共同推动构建网络安全规则与规范，通过建立对话机制开展网络安全合作，共同抵御网络安全威胁，推动网络安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国际层面的网络安全合作重要性凸显，中欧网络安全合作迎来新的机遇。与此同时，战略信任缺失、核心理念缺乏共识、美国持续干预给中欧网络安全合作带来了挑战。面向未来，中欧双方应继续深化合作，扎实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稳健应对和处理好分歧，并积极支持欧洲战略自主“不选边”；双方应通过交流对话增进战略互信，加强彼此战略协调，扩大利益交汇点；同时，双方还应朝着树立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典范的方向努力，提供更多网络安全公共产品，在全球层面进一步增强合作，推动网络安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把握时代机遇，共同应对挑战。

随着网络挑战及威胁的愈发频繁和日渐加剧，网络议题逐渐成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为此，欧盟开展积极的网络外交，以《网络安全战略》作为引导网络外交的战略基础，从战略引领、创设部门机构、制订网络细分行业标准、加强同伙伴国的网络合作、推动负责任的网络国际规范等向度加强网络管控。通过积极的网络外交，欧盟建立起防御、威慑和外交三位一体的网络安全系统，有效保障了自身网络安全，提升了在网络空间的软硬权力，在保护欧盟公民网络权益和欧盟网络安全的同时，也推广了欧盟的规范性力量理念与和平的价值观。网络外交已经成为欧盟拓展自身软硬权力、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巩固其在全球网络安全格局中地位的主要抓手。

网络空间成为陆、海、空、天等自然空间之外的第五维空间，人类的生活、工作、社会形态、国家治理模式正在被网络重构。网络空间也因此成为各国利益拓展的新焦点、大国博弈和军事竞争的“新场域”、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新关切，乃至国家主权的全新延展领域。在大国竞争热度不减、国际政治经济加剧动荡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围绕网络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这给全球带来系统性风险。从全球网络战的历史演进到俄乌冲突中以网络战为核心的全域复合战争实践，可以看到网络霸权对世界的现实影响，也可以看到多重因素交织给中国带来的复合性风险。为防范和应对来自互联网的极端风险，中国应站在大国博弈的高度，审视网络空间蕴含的重要战略价值，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网络防御体系。

人工智能的美感问题不能从内在创造的角度来寻找，既有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美感问题上是失效的。人工智能的美感问题以两个事实为前提，一是人工智能与人在机制上的差异，二是两者在美学效果上的相同。相较这个前提，人工智能对人的能力的模仿只是解决两者的关联，并不解决人工智能美感的结构。从根本上说，人工智能美感是一种美学感，是基于美学系统的建模方式与具体感觉数据的结合，它与人的内在美感迸发是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美感只在效果上谋求与人的美感的一致性，它是仿若如此的美学感受。

阿伦特主张行动即自由，这是一种把新事物带到世界中的能力，它不受任何目的和规则的束缚。然而，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使行动充满了危险。为了解决行动的这个困局，阿伦特强调，行动只有发生在公共领域中才有意义。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显现空间既是美感的也是政治的，一方面它让政治行动得以展现，另一方面政治行动是在复数性的他人中进行的，在这里一种共通感开始发挥作用。在后期，阿伦特的“美感政治”则侧重于旁观者的判断，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套用了康德的天才和品味的张力关系。就像天才的自由创造需要受到品味的约束一样，行动者的行动也需要在旁观者的判断那里获得意义。

创建既有中国气象又有世界影响的哲学话语，已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时代大问题。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内在地要求汉语言哲学的视域。汉语言哲学思考以下根本问题：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我们如何用汉语做哲学，为世界性百家争鸣贡献新的元点与智慧。汉语言哲学涉及理念、方法、实践等不同的层次。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问题、西方哲学的汉语化问题以及从汉语言哲学角度看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演进问题，这些问题的侧重点都是以汉语为切入点做哲学史考察。从哲学史考察转入直接的哲学问题研究，汉语言哲学所实践的正是一种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就方法论而言，它是以考察哲学语法这一特定方式所展开的中国哲学话语创建之实践；就内容而言，它是技术时代面向生活实践所进行的中国哲学话语创建之实践。然则，哲学话语创建并非做哲学或哲学实践的全部，而哲学的工夫也不止于论说明理。

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汉儒不论是董仲舒还是翼奉，皆没有“性善情恶”之说。在他们看来，情最初只是人的一种机能事实，它只有在后来的发展中，在与外物接触时，才能因人自主的选择而产生善或恶的结果。然人情就其现实而言非常复杂，情之发随时合于性，这是圣人之境地。惠栋即由此判摄古代学术，以六经的“推情合性”义为生知安行之学，以理学的克治工夫论为困知勉行之学。由此他实现了对汉学和宋学的统合，这与戴震及其后学的性情论思路有较大差别。

德国汉学家卡尔·阿恩德的现代汉语研究成果《汉语研究导论》（1891）、《北方官话入门》（1894）及《汉语》（1900）始终秉持对既往汉学家（如马礼逊、威绥玛、甲伯连孜、穆麟德等）的批判性态度，对汉语方言间、书面语与口语间的差别及语音、词法和语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南北官话之辨、现代汉语的规律性、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认识。阿恩德现代汉语学术思想既有对前人（威廉·冯·洪堡、弗朗茨·葆朴及海曼·斯坦塔尔）的传承，又有基于语料实证调查而对他们提出的批判，值得关注。结合卡尔·阿恩德的时代背景及学术立场综述并批判性分析其现代汉语研究成果，可以为汉语史研究提供切实的史料和他者视域的参照。

汉语各方言具有不同的“声调格局”，尽管每条声调曲线略有不同，但同类声调都具有一段相似的稳定段，不同方言的“声调稳定段”分布是有差异的。从实验数据来看，按照五度值记调法，烟台方言的三个单字调分别为平声53、上声212和去声33。在实验中，19位烟台发音人语音材料的声学实验与统计分析体现了烟台方言的单字调格局与共时变异的特性：去声的变异显著大于上声与平声，即平声变异起点小，尾点大；上声变异拐点小，两端大；去声调型段变异均匀。从老年发音人和青年发音人声调基频曲线和基频标准差的比较以及统计分析来看，年龄组之间声调调型及调阶具有系统差别，而组内变异并没有差别，组间变异大于组内变异。青年组与老年组声调系统之间的细微差别与烟台方言声调系统演化方向一致。方言接触和感知度区分等因素造成了烟台方言声调系统的自然演化。

相对于实词指称对应事物，其多义通过中心义的语义扩展认知操作派生而得，中心义也是多义之一这一现象来说，虚词则以标示实词或语句之句法成分与其他句法成分的语法关系之语法功能标记为己任，其上位抽象的本质义即是所标记的语法关系义，多义则是指本质义在具体下属语境中对应变异在基本层级之中位的多个语法范畴。因此，虚词的本质义不是多义之一，多义之间不是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没有中心义与边缘义之分，而是同层级的并列关系。区分清这一点具有理论意义，也是还原虚词和虚词多义的真实面貌，乃至做实虚词多义研究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