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与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斯宾诺莎对于前者的批评，无论是在德国唯心论哲学中，还是在当代法国哲学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有两个核心的原则：其一是因果性原则，其二是实在性或力量原则。但是，对于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对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德国唯心论和当代法国哲学给出了不同的评判。德国唯心论肯定了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对于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内在困难的克服，但批评前者缺乏主体性和自由。德勒兹和马里翁作为当代法国哲学的代表则对笛卡尔与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给出了截然对立的看法。德勒兹认为，斯宾诺莎将邓·司各脱的“存在的单义性”原则推进至一种彻底的内在性原则，由此肯定了力量的无限能动性和多元性。马里翁则认为，斯宾诺莎的自因学说错失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深刻和谨慎，因为后者认识到上帝作为一个“匿名的他者”不可能被自因概念完全包容。但是，无论德勒兹还是马里翁，都不再关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最重视的因果性原则，而仅仅是强调力量原则。

意向性是当代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中皆然。但随着此词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其意涵亦变得越来越模糊。其中，布伦塔诺、胡塞尔和齐硕姆三人对“意向性”之使用最具代表性，因此最值得比较探讨。这三位哲学家在当代意向性观念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欧陆或英美哲学家，都公认是布伦塔诺首先将意向性引入当代哲学讨论中。布伦塔诺出色弟子不少，但若论对欧陆哲学的影响，则首推胡塞尔。而将“意向性”带入英美哲学界主流者，则以齐硕姆贡献最大。

海德格尔和笛卡尔之间的关联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事实上，后者所开启的主体性哲学正是前者批评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确立的主体性恰恰意味着存在者被表象为认识对象，同时，“我思”主体对自身的表象则更为严格地遵循着表象规则。但是，依据意向性或表象来解释主体势必会造成其自身的分裂和闭合。在以马里翁为代表的当代解释者看来，这样的结果大大降低了笛卡尔哲学应有的价值。因此，马里翁借鉴了列维纳斯和亨利的非意向性思路，依照内在和外在两种路径对笛卡尔哲学进行重释。

经历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等发展阶段，元宇宙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结合元宇宙理念的丰富内涵和相关技术的发展，可以发现，元宇宙对文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发展均有着重要影响。而若从场、人、物三个维度看，元宇宙与文化产业的结构、地位、产业关系和发展趋势等也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元宇宙对文化产业的赋能作用，积极构建以基础、用户、服务、环境为基本内容的元宇宙文化产业生态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根本目标，关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人民文化福祉。但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却陷入内卷化困境：供给侧供给低水平重复、消费侧公众低度参与、服务效能低绩效运转。内卷化的存在源于体制壁垒引致的行业封闭运行与资源内循环，高技术环境下传统文化行业技术迭新滞后，以及社会文化变迁进程中的供需错位。为突破内卷化制约，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应完善政府购买机制以形塑资源获取的竞争性环境，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的平台功能突破公共文化服务渠道、内容和管理方式的内卷，实现传统供给侧保障方式向消费侧牵引的双侧协同改革模式转变，同时建立文化资本积累长效机制，塑造公众公共文化参与主体性。

由物质性要素、公共性要素、主体性要素和社会性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公共空间，既关联着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又赋予了城市空间建设的意义表征。楼道空间是社区公共空间的基础单元，是社区的“首位公共空间”，具有首位性、首要性和睦邻性特征，在整个社区公共空间中居于本源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上海市杨浦区Y社区有效运用公共空间“四大要素”的系统性机制开展“首位公共空间”治理，实现了社区实体空间之变、邻里关系之变和治理思维之变。“首位公共空间”是阐释新时代社区空间治理理论和实践有效互动的创新概念，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伴随现代政府公共职能的日益扩大，与政府之间频繁的交往互动给民众带来繁杂的行政负担体验，对行政负担的研究也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议题。不同于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的内部视角，行政负担研究聚焦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将民众对政策的感知以及与政府的互动体验带回到公共行政研究中。具体到不同的应用场景中，行政负担的成因、表现和影响每每不同，但科层组织和民众也发展出数字化改革和个人调适等手段来主动缓解行政负担。行政负担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民本”转向，即从早期以组织为中心的官僚主义研究，到关注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繁文缛节，再到当下聚焦于政府与民众互动的行政负担研究，公共行政的“民本性”正在重新被重视。这一趋势也使得将中国场景特别是近年来城市政务服务改革的繁荣实践置于行政负担视角下推进研究成为迫切。

规范政治哲学与激进政治哲学的对立源自如下状况，即：“规范”结构性地具有暗黑面。规范并没有绝对的权威，而只有符号性的权威；“原父”，则是规范性向度的最初构建者。康德提出以启蒙来摆脱“不成熟”状态，对规范的服从不再因其来自父亲、牧师或其他外部权威，而唯有来自实践理性所颁布的绝对律令（“自律”）。然而，康德主义理性结构性地内嵌萨德主义皮鞭。对规范的萨德式越轨则生产出启蒙底下的各种致暗性的快感。快感构成了规范政治哲学所看不见的暗黑创口。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拉康主义精神分析基础上的当代激进政治哲学，则致力于勾勒快感生成学，从而揭示出规范的压制性内核。

法形式的概念是理解施密特主权概念的法理学本质的关键。在《政治神学》中，通过与规范主义和形式主义国家法学的论战，施密特发展出建基于其自身法形式概念的主权学说：法形式存在于人格权威的法决断之中，决断实现了法实践和主权实践中持续的充满活力的形式性建构要素。在同一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施密特展现了罗马天主教会作为对立复合体的特殊的政治形式能力，这种形式能力使天主教得以超逾现代哲学的极端二元论困境。在施密特看来，规范主义等错误主权学说的理论和精神根源正在于时代的极端二元论困境。在这一意义上，施密特的形式概念蕴含了他对时代精神危机的诊断。

萧红的《呼兰河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空间叙事形态，它表现在文本结构、叙事策略及话语等方面。小说对文本时空关系采用了特殊的处理方式，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以及“回溯性”叙事的某些功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空间叙事形式上的独特性，由此折射出作者在面对故乡时复杂的心理。这种叙事方式为中国现代文学处理个体与故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经验。

文章基于公平视角，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户籍制度对城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显著低于城市本地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满意度，而“户籍歧视”是造成其差异的显著因素。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经济发展吸引了流动人口迁移到流动地，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满意度，但经济的发展却并不能调节和减弱“户籍歧视”导致的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满意度差异。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区域联动性、统筹协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区域内部协调发展体制、提高要素供给与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一致性，解决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是重要的政策取向。

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也成为国际社会广为推崇和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对循环经济、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循环经济利益相关者之政府、企业、公众的博弈行为，运用DEABCC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市的省域循环经济效率进行评价，结合Malmquist指数考察各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分解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优化政府监管机制为前提、以完善企业责任机制为核心、以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为保障的我国省域循环经济的创新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