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歌德通过主人公威廉追逐自己戏剧梦想的经历展现了一幅18世纪德国戏剧发展的全景图。小说表现了启蒙时期德国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期望借助德意志民族戏剧来塑造德意志民族性以及假道艺术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尝试。与此同时，小说借由主人公戏剧梦想破灭、离开剧团并进入塔社的发展历程，反思了戏剧艺术的局限性。主人公威廉的修养历程折射出作者歌德对于艺术与社会、艺术与现实等关系的思考及其观念的转变。

歌德喜剧《大科夫塔》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卡廖斯特罗事件”的诗学回应，但喜剧本身已超出“政治剧”范畴，实则是对18世纪末欧洲思想文化领域迷昧现象的反思，“名不从实”是其关键表征。剧中意大利假伯爵搬演“道成肉身”的神学经典，借古埃及智者“大科夫塔”之名，施虚名诈伪之术。歌德喜剧以此揭示出欧洲晚期人本启蒙理性文化的危机：从语词概念获取认识的进路并不能通达事物的本质，反而容易落入宗教幻景与政治权谋的陷阱。

随着网络空间重要性不断上升与网络空间博弈态势加剧，德国努力提升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能力和治理影响力。德国坚持现有国际法普遍适用于网络空间，主张多利益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模式，重视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并大力提倡数字主权。在实践中，德国注重加强自身网络能力建设，引领数字经济规则与标准制定，扩大网络空间伙伴关系，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德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既是其推进国内数字化进程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需要，也是其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助推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必然要求。尽管中国和德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观念与主张上存有差异，但是，双方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国际数字鸿沟以及加强互信平台建设等方面具备合作潜力。

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出现阶层政治转向与身份政治、种族冲突相互叠加影响的新趋势，其背后的结构性根源不仅在于经济不平等的日渐扩大与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还在于美国民主制度长期缺乏适应性改革，特别是城市政治与政策因被长期忽视而缺乏实质性改革，难以应对城市发展转型挑战。其中，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学及其治理失败、城市空间政策失误、警察系统的种族歧视困境是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三大根本动因。拜登政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包括短期经济刺激与社会发展项目在内的“大基建”计划，虽然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社会内部矛盾，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城市政策层面的较高执行风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与创新的探索时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创作理念以及电影文化的自反性思考提供了方向，也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银汉双星》《银幕艳史》等具有自觉“元电影”意识的电影创作做了铺垫。1931年的《银幕艳史》已被赋予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而《银汉双星》作为更早于《银幕艳史》的一部“元电影”，在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过程中，无论是其媒介特性、叙事结构、视听语言还是民族意识的探索都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究。从社会时代背景、早期电影工业语境以及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的元电影意识等方面来看，《银汉双星》具有作为中国电影史中第一部“元电影”的可能性，这一个案亦具有管窥早期中国电影跨媒介和跨文化焦虑发生的价值。

短视频中的乡村不是简单的景观再现，而是有着重要的叙事意义，依然从属于中国文艺的乡村叙事实践。但由于技术、市场、文化等要素的变化，短视频文化所构建的乡村叙事在叙述者、内容、方式上均发生了改变。话语生产是其叙事动力，意指乡村短视频并不是自律性的生产场，其受到了文化、审美、商业、权力等话语的渗入；乡村性的视觉建构是其叙事策略，意指短视频通过使乡村进入展示程序，并对乡土情感进行视觉形塑使观看乡村成为大众的日常化视觉经验，从而构建出了新的乡村视觉体制；媒介乡村是其叙事效果，意指在短视频的塑造下，乡村成了传达不同意义的媒介，召唤出了以互动式、关系为本、在地化为基本逻辑的乡村文化治理范式。尽管乡村短视频因其娱乐和消费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乡村叙事的启蒙性、反思性、批判性，但其依然是乡村相关问题的暴露场，对审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乡村人居空间形态是由其表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社会结构又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传统乡村人居空间环境的衰败，根本原因是传统农耕时代的生产力发生了变化。“生产力—空间形态”关系理论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推动空间形态改变的必然性。农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必然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及其空间形态的演进，体现了乡村进化的过程。以“生产力—空间形态”关系理论指导传统乡村人居环境活态再生，必然要为传统乡村人居空间形态定义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支撑传统乡村人居空间形态的新的生产力动能，既要体现时代特征，又要以传统文化为内核。应采取有机更新和创新转化，使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交融汇聚，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共赢。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传统乡村人居环境的内生动力不仅来源于乡村本身，而且还来自城乡要素的互动互促，开辟了传统乡村人居发展的多元路径。

风景审美在西方风景园林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影响。17—18世纪的欧洲风景画传统和如画美学建立起风景美学的可识别性特征。18—19世纪出现了基于风景审美及空间组织需要而建造的风景建筑。风景建筑追求精神愉悦，强调象征性、叙事性和表现力。20世纪现代公园的出现以及公共利益下的政治导向促成了风景建筑的功能性转向，使其成为游憩设施和便利建筑。从风景、风景园到现代公园的发展，不断丰富着风景建筑内涵，拓展其外延，并推动着风景建筑的角色转换。当代的风景建筑不再仅仅是映射历史的文化容器，在意识层面建筑已经成为风景，兼容自然与人文、乡村与城市，引导着社区建设、社会活动及社会文化建设。基于风景美学视角的再思考能够让自然风景延续其自然美的吸引力，让建筑在与风景互益的前提下探索当代的发展路径。

马克思哲学之为真理，就在于其对之前的“诸学问”施行了知识系统的自我“净化”，追问“存在与人”的原初意义关联，并最终通过“共产主义”通达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存在本质。若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特质来看，“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所有存在者中的唯一可调节者、创制者：“人”之外的万物不可能把自身调节成为专门适于“人”的存在，而只有“人”才能把自己调节为适于自然、社会的某种（类）存在。作为对比，几乎所有前马克思哲学和非马克思哲学都无视这样一种质朴的、直达本真的有关“人”的本质理解，往往被自己和别人制作的各式各样的观念论所牵引、诱惑和迷惑。在对存在设问的各种哲学回答中，“人”是“诸麻烦问题”的制造者，“人的问题”自始至终是世界性的，以至于“类哲学”成为马克思哲学探讨“人的存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在环节。处于新时代的马克思哲学必须持续追问“人的存在”的时代变形并积极回应其世界性诉求——马克思哲学本身就带有“管天、管地、管人”的宏观与微观相互贯穿、彼此互应的存在论属性，而对这一特征的洞察和把握恰恰是马克思哲学切入“人”的存在本质的最鲜明特点。

由“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等所体现出来的“道路思维”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征。恩格斯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中国古代思想家也认为，事物是在过程中形成的。从“两个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条道路，其次才是理论、制度、文化。“道路思维”有助于破除有关社会主义的教条化、单一性的判断模式。路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先验的、预成的，而是在中国道路的开辟过程中生成的，它必然随着道路的延伸而改变。“道路思维”是活的辩证法，体现了新时代的辩证思维。

我国刑法数罪并罚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包括：未规定同种主刑的并罚原则；未规定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并罚；未规定同种附加刑合并处罚的原则；规定对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并罚只执行有期徒刑可能导致以轻刑吸收重刑、导致以拘役的执行为前提的制度无法适用；规定对异种附加刑应分别执行可能难以适用；等等。针对上述不足，应当对刑法规定进行修改，包括：明确规定同种主刑、同种附加刑的并罚原则；明文规定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并罚；明文规定将拘役等量折算成有期徒刑再与有期徒刑并罚；等等。

近年来，由垃圾处理设施而引起的社会纠纷矛盾频现，垃圾处理设施法治化是化解纠纷的最终出路，建立我国垃圾处理设施的法治化路径迫在眉睫。从规制与诉讼的规范性视角出发，垃圾处理设施法治化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在对垃圾处理设施进行规范分类的基础上，明确垃圾处理设施设置的许可制，许可要件包括技术标准要件、环境影响评价要件、设置者的能力要件以及消极要件，同时，立法不宜将周边居民同意作为许可要件；二是在诉讼解决方面，明确周边可能受到影响的居民的原告适格，以类型化的人格权为权利依据，在考虑业者是否遵守环境法律基准、处理业者的能力以及公共性抗辩的基础上，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采取原被告共同且各自承担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