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死”在尼采那里意味着崇高世界的坍塌、传统价值体系论证方式的无效，也意味着为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人开辟出一个颇大的可能性空间，开始基于一切皆可能的思想实验。尼采思想的实验性质不如从事小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实验可分为三类：不伤害他人的小心翼翼的实验、为了自己认定的善或利益而伤害人的实验、宗教大法官建构巴别塔的宏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基于被解放的、意味着无限创造性的超能之人所做的。实验承担者的漂泊无根、价值荒芜状态，特别是“上帝死后，一切皆被允许”的逻辑，预示着价值的荒芜已从崇高价值蔓延至基本价值，标志着虚无主义已从崇高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进一步深化到基本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与尼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虚无主义更多地与超能之人联系起来。在尼采那作为弱者工具的“上帝”与吉莱斯皮所谓没有任何限制、意味着无底线创造性的恶魔化“上帝”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基于人性善良和民族文化传统理想的“上帝”显得尤其值得关注。“人神”通过犬儒主义进一步加重了现代虚无主义，使得被虚无的价值从崇高价值进一步深化或延伸到基本价值。

面对十九世纪末历史虚无主义的汪洋大海和千年基督教价值体系的一念崩塌，尼采提出了两个学说：超人学说和永恒轮回学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提出：现代人不在沉没中重生，就在沉没中消亡，而千古价值的高山始于海洋，亦终于海洋。海洋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喻体，在尼采的思想中既昭示着价值的终结，也代表了孕育新价值的母体。尼采的永恒轮回概念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呈现一种辩证关系。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同期尼采的思想轨迹中，超人和永恒轮回均为动态变化、不断成长的概念，二者最终合为一体。

在尼采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尼采哲学是“非体系的”或“反体系的”，因而拒绝对其进行体系化的解读。然而，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之间呈现出紧密的关联，有必要找出尼采思想尤其是其“重估一切价值”的内在统一性。从世界和万物的“实然”即权力意志出发可以总结出尼采的存在论。同时，由权力意志还可以引申出视角论，因为所有权力量子在相互斗争中都试图统治彼此并将自己的视角强加给他者。视角论否定绝对者和世界全景，这必然会导致虚无主义。从永恒轮回学说和超人理念入手，尼采试图在价值论上克服虚无主义，以此重估一切价值，批判传统哲学和基督教道德，强调差异、等级秩序和主人道德。

我国文化产业2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社会实践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提出了紧迫的发展需求。但当前文化产业学科专业建设已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在理论上，至今还未形成学界公认的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上，文化产业人才输出与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调。这既与文化产业发展历史不长、理论积累不足有关，也与按照工业化社会分工划分专业的标准化教育学逻辑相联。由于传统理论逻辑难以包容新的社会需求，即基于类型技术的学科专业分工逻辑难以兼容文化产业创意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专业性质，这使得本属于新兴产业形态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落入了旧工业化社会分工的“逻辑悖论”。因此，要借助国家设立“交叉学科门类”之契机，突破类型技术基础上的专业分工思路，重建数字信息技术上的集成综合模式，探寻文化产业学科结合数字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新文科”特征，重构“新文科”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学科和专业的新内涵。

当前，学术界对于音乐产业并购在国际文化传播中的战略价值缺乏足够重视。基于价值链视角，对2009—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地区）音乐产业并购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发现：全球音乐产业并购网络呈中心化结构与零散结构并存态势；从内容生产环节来看，全球并购网络规模虽先增后减但网络密度显著提升，反映全球资本在专有性的音乐产业战略资源竞夺已向纵深层次演进，美国始终占据核心地位，韩国、日本与中国从第二阶段开始确立网络中的关键地位；版权运营环节的网络密度最高，德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第三阶段被美国取代；分发传播环节的兼并收购行为最为活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及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地位逐渐上升，非洲国家（地区）也开始参与到全球并购热潮中，中日韩跻身中心度排名前10强，链式效应明显，成为打破美欧同盟、建构网络新格局的关键力量。因此，应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和非洲国家（地区）为突破口战略布局音乐产业全球价值链，以分发传播环节为着力点来建构中国音乐产业全球传播新型网络体系。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转型不仅有助于拓宽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还有助于挖掘非遗产业的经济潜力，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加快非遗产业数字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性举措之一。但是，我国非遗数字化传播转型在现阶段实践中出现了系统性组织规划不足、数字化转型方式单一、专业人才紧缺、资金投入不足等现实问题。研究对标我国文化数字化发展政策目标，全面梳理和评估我国现阶段非遗数字化传播实践所具备的优势、劣势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制定符合我国现实条件的多层次、多路径非遗数字化传播转型战略。此将助力非遗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传承传播，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智慧城市既是城市发展、治理和转型的全球性模式，也是城市研究中需要不断探索的理论前沿。随着城市信息化应用水平快速提升和国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智慧城市建设在速度、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持续优化，但依然存在智慧城市治理未创造出“智慧”应有价值的现实问题。公共价值创造表现为治理的不同主体和要素在一定场域赋能公共价值管理，放置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场域下，公共价值创造强调必须实现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最大程度匹配。智慧城市协同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是多元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清晰协同战略目标、深化协商互动机制、兼顾多元利益表达”的过程和结果。因此，重塑公共价值理念、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和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可以作为智慧城市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智能算法正在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在社会中形成日益强大的算法文化。算法文化的本质特征包括算法迷思、算法平台的强势与用户的弱势以及算法文化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等。算法文化可能导致公众产生对算法的非理性认知、破坏人类自主、侵犯隐私、危害社会公正、弱化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等伦理风险。智能社会中的算法文化建构应该遵循文化强国的价值导向，强化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管理部门、企业、科技人员、媒体与用户等）的责任内涵，营造以人为本、公正透明、安全可靠、风清气正的算法生态，从而规避算法文化的伦理风险。

技术为城市的阶段演化和功能转换提供了关键动能。在技术赋能下，城市的发展形态历经前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和信息城市三个阶段，正在向智慧城市的高级阶段迈进。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技术手段的过于痴迷容易造成技术障目的幻象，即复杂问题的化约幻象、公民参与的赋权幻象和政府决策的赋能幻象。在技术障目的作用下，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挤压城市的生活逻辑，使得城市发展本末倒置。为破除技术障目的束缚，城市发展的合理追求是建设一个足够智慧的城市。具体而言，足够智慧的城市涵括人民本位、科技向善和数字包容三大核心理念。因此，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合理路径应是智慧设施的技术适配人民城市的理念，并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共推足够智慧的城市建设，共创城市的美好未来。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三世说是公羊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其内容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异辞。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中，其三世之断限，历代多有异说。董仲舒、何休以隐、桓、庄、闵、僖五公为所传闻世，以文、宣、成、襄四公为所闻世，以昭、定、哀三公为所见世，兹为正说。此外，颜安乐、孔广森以孔子生后为所见世，郑玄平分二百四十二年，廖平、蒙文通师弟分别据《谷梁传》《左传》断三世，皆为歧说。董、何说之所以为正，就在于：其三世间的断限以王鲁为判准；而三世作为一个整体，即《春秋》之所以始隐终麟，则由素王决定。孔子作《春秋》，设三科九旨，始通三统而以《春秋》为一代，终张三世而将《春秋》一代分张为三世，亦可见三世之张法即三世断限的终极理据在通三统。

“NP［L］+V+着+NP”格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有学者将其分化为“静态”A式和“动态”B式，并指出A式、B式对立的原因，让人们认识到了“NP［L］+V+着+NP”格式实际上是一个歧义格式。然而，该格式歧义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并未受到关注和研究，前期学者只从结果的角度提出“重合说”来解释歧义的产生：当A式、B式重合时产生歧义。其实，从过程的角度揭示该格式歧义的原因和机制，才更有解释力。根据歧义产生的情况，“NP［L］+V+着+NP”格式可以分成甲、乙、丙三类，只有乙类结构有歧义的可能。乙类结构产生歧义的原因和机制在于：乙类结构动词“动作进行”义、“状态持续”义的内在共生性以及此二义都被“容主性”NP［L］激活，前者是歧义产生的内在基础，后者是歧义实现的关键。动词的“动作进行”义浮现生成了结构的“动态进行”义，动词的“状态持续”义浮现生成了结构的“静态存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