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是中国古代著名悲剧作品。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收录了《赵氏孤儿》法译本，随后在欧洲引发了关注。1736年，耶稣会率先上演了以“救孤”为主题的戏剧《召公》。此后，在法国、英国、奥地利、德国至少出现了六部以“中国孤儿”故事为基础的改编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各不相同的改编思路。伏尔泰改编的“五幕孔子道德剧”《中国孤儿》融入了启蒙精神，宣扬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意大利剧作家梅塔斯塔西奥的《中国英雄》褒扬了博爱与忠诚；英格兰作家哈切特和爱尔兰剧作家墨菲的《中国孤儿》突出了对暴政及侵略军的反抗；德国作家维兰德的《金镜》将“中国孤儿”故事与“重返自然”的教育思想融为一体；弗里德里希的《中国人或命运的公正》则宣扬了善恶有报、天命难违的观念。这些欧洲作品从不同角度吸收了“中国孤儿”故事中的优秀元素，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在西方的传播。

中古英雄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是德语中世纪文学的重要作品，史诗素材主要包括历史、神话、童话及已成型的英雄传说等。德国中古学界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了对史诗的历史溯源研究，即：尝试通过将史诗情节与历史事件进行对比，并结合古德语姓名学研究，还原史诗主要人物在历史中可能的原型。历史溯源研究揭示出中古英雄史诗所呈现的“去历史化”趋势。史诗是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在史诗中，民族集体命运转化为英雄个人命运，匈人王后克里姆希尔德并非对某一特定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而是在几个世纪中成长起来的诗意创造。

在布莱希特一生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有一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作品：《图伊小说》。“图伊”是布莱希特自创的概念，以此指代将自己的智力当作商品出售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服务于权力，成为资产阶级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莱希特用极具夸张的讽刺手法描绘了支玛国各类“图伊”的群体形象，揭示了“图伊”背后的意识形态——脱离社会实践与革命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图伊主义”终将发展为象征法西斯主义的“登克主义”的必然趋势。小说呈现出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即：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结局。

数字经济优势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自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以来，其覆盖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展，由于地缘政治权重和数字经济潜力两方面的战略意义，东盟成为中美数字竞争的关键角力场。伴随着体系更新、机制惯性、主体需求和客体内生四大动力的持续驱动，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目前已然取得显著成果并逐步深入。然而，当前美国依托“QUAD+”和“IPEF”两大安全与发展抓手，不断加强和补充其“印太战略”下针对东盟数字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力求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影响力，由此带来了产业、制度和权力三大挑战，并在企业、国家、地区及全球四个层面造成了危害，逐渐在东南亚数字经济领域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面对挑战，中国需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对冲美国“印太战略”给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带来的风险，引领地区探求科技向善，助力疫后经济复苏，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携手塑造数字时代的人类新未来。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也是当前美国“印太”战略的节点国家，其近年来在中美互动中的战略选择表现出从“平衡”到“失衡”的急剧转变。基于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张力，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独特逻辑可被概括为“体系压力—决策者认知—战略选择”框架，即地区局势和联盟分歧是其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两个变量的组合决定了国内决策者对威胁程度和排序的认知以及对本国国际角色的不同定位，进而导致差异化的战略选择。二战后，澳大利亚作为中美第三方的战略选择经历了四个阶段：“同盟优先”阶段，地区局势紧张，联盟分歧小，决策者因外部威胁感知显著而推进“依附性制衡”；“面向亚洲”阶段，地区局势缓和，联盟分歧由大变小，决策者因联盟风险和地区收益感知上升而选择“自主性对冲”；“霸权副手”阶段，地区局势与联盟分歧的压力均上升，决策者在威胁认知不清晰时选择“补充性对冲”；“印太旗手”阶段，地区局势紧张，联盟分歧大，决策者因对华威胁感知更高而走向“主动性制衡”。理解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规律，有助于总结中美互动中第三方国家的行为逻辑，为更好地稳定地区局势和推进周边外交提供思路。

在康德传统和前康德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传统之外，德国启蒙还有温克尔曼开启的审美启蒙传统。德国启蒙的审美路线因为多涉及艺术史和文学史而常被狭义上的哲学史忽视。可审美启蒙或“美育”在当下实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温克尔曼的“模仿古人”和卢梭的“返回自然”一样，是对英法启蒙传统的反思。温克尔曼不但在启蒙时代强调文化意识，还通过美化希腊塑造了现代德国的文化认同。真正继承温克尔曼的不是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维拉莫维茨，而是通过重提希腊问题再次发动审美启蒙的尼采。温克尔曼的阿波罗美学以古典理性主义及其德性理想为内核，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深刻批判。尼采则从完全不同的哲学视野出发去谈论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

自20世纪70年代起，欧美的舞蹈研究不再把舞蹈视为语言之外表达内在主体性的工具，而是认为表演和感知身体的模式受到话语、想象和文化规范的制约。具体地看，此研究过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舞蹈即文本”的符号学阶段和“舞蹈即事件”的后结构主义阶段。究其原因，转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舞蹈研究以及普遍的剧场表演研究引入了现象学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符号学对象化、科学化地处理剧场事件的方式受到质疑，因为观众除了是观察的主体，还是参与剧场创作的人，他们不仅是在阅读已完结的舞蹈文本，而且是带着自己的身体加入舞蹈织体的生成。展演性美学的提出得益于现象学对剧场表演研究的补充，其强调重复的行为是不确定性得以凸显的条件。展演性美学在舞蹈学领域的开展，不但让观演关系中的身体经验成为研究的重点，也使得学术研究分享具身化的经验，从而突破艺术与学术的界限。

儒家“法先王”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和理想范式。然而，自古以来，学界对其误解颇多。从视域融合的维度看，儒家以其独特智慧为“先王”和“王道”笼罩上了“克力斯玛”神秘光环。“祖神二分”、神话历史化以及古代典籍的伦理化“述”“作”是“法先王”之“着魅”，从百家争鸣到疑古风潮再到历次文化运动的批孔反儒是“法先王”之“祛魅”，今天以客观辩证的理性态度重新检视其具有普遍价值的成分并予以倡扬是“法先王”之“复魅”。揭示“着魅”是为了追溯源头，回归历史；梳理“祛魅”是为了矫正偏颇，走出遮蔽；探赜“复魅”是为了求索社会善治模式，寻找人类永恒之道。

《易传》是孔子编纂整理和解读《易经》思想的重要文献，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帛书《二三子》作为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中的一种，其体现出的治国理政思想以为政以德为首要根本，其措施表现为仁政爱民和尚贤用能。这些思想和理念成为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后儒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治国理政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鲁迅《故事新编》用两种不同笔墨重写了两类神话人物：以灿烂、瑰奇的风格描写“神格”的女娲；以更多掺杂油滑和审视语调的笔触讲述更具“人性”的后世“新出之神”。鲁迅对神话的重写体现了他的神话观和宗教观，其与德国浪漫派的“新神话”观念、日本明治时期学者姉崎正治致力于文明探究的神话学理念都有着深刻联系。

以我国沪深两市2013—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投资者保护和企业绿色创新两个中介变量，研究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跨期互动。研究结果表明：（1）滞后一期环境责任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滞后一期企业财务绩效正向影响环境责任，两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2）企业环境责任、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存在区域差异，东、中部企业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西部地区企业则不然。（3）二者的因果关系不存在行业差异，工业类企业和非工业类企业的环境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都具有双向因果关系。（4）企业财务绩效通过正向影响投资者保护而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提升。（5）企业环境责任通过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深层次的互动机制，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

运用2001年至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和逐步回归法，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变迁、升级及其动因进行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结果显示：（1）2001年以来，上海服务业结构变化程度较大，升级趋势明显，其中商务服务业比重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信息技术服务业。（2）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市场化、政府行为等4个因素促进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泉。但是，消费需求、城市化、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货物进出口贸易5个因素的影响是显著负面的，抑制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3）自2010年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后，政府行为和政府通过财政渠道的科技直接投入有力地促进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程度有所减弱，而环境规制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