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战略、实践、逻辑、价值和文明等五重向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战略性支撑、变革性实践、科学性思维、价值性导向和文明性引领，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推进，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多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巨系统。其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时空压缩”特征以及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困境”梗阻着“制度—效能”的转化。纾解这一深层次难题，需要依托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整合分散的制度构件并调适治理的运行方式。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呈现出“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同频共振的良好态势，源于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相续形成了“注意力政治逻辑”“承认政治逻辑”“责任政治逻辑”。“政治注意力资源的配置、吸纳与调适”“多元主体的身份认同与权利承认”“权力分配与责任分摊的有机统一”三大逻辑有机复合，衔接起“制度”与“效能”之间、“制度有效性”“治理有效性”与“匹配有效性”之间的内在机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须把握好“制度—效能”演化发展的层次转化性、整体优化性等规律，优化党领共治、党领精治、党领法治机制，从而为有效化解“局部有效整体失效”“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现代化悖论提供中国样本。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内蕴科学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人民立场。这一价值禀赋的兑现有赖于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枢轴的法治运行机制，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始终行进在为民利民的价值轨道上。在实践中，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紧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维权利需求，把现代化建设成果不断转化为普惠性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此，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世界法治发展史上首次真正确立了“人的逻辑”优先出场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进路，从而以道义和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法治的超越，这也意味着一种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

观物之观，在海德格尔的《物》文那里，有认识论之观，有存在论之观，有后存在论之观。海德格尔认为，从最后之观去观，物之物性从未“大白于天下”；观物，就是思物，这样的思是“充满迷雾的返回步伐”，是“无法无天的任意之举”。观物之观，于邵雍的《观物内篇》处，有目观，有心观，有理观。邵雍认为，以最后之观观之，物有其理其性其命，观物即知物之性理与命理，这种观也称圣人之观，即“反观”。如何理解后生存论和易学这两种观物之法？它们有何相通互补、彼此发明之处？也许，回到观物的现象学经验可以回应这两个问题。

海德格尔对莱布尼茨哲学所作的阐释唯有在海德格尔自己的基础存在学与存在历史思想之中方能获得充分彰显与澄清。在对莱布尼茨哲学所作的阐释中，“根据律问题”无疑是显而易见的主导问题。在这一主导问题之外的另一重要问题则是“意志问题”，其随着海德格尔的莱布尼茨阐释而展开，并在阐释中始终发挥着指引作用。此后，该问题贯穿了海德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阐释、尼采阐释直至后期对技术的本质所作沉思的全部思想历程。“经受”形而上学与技术虚无主义无非是对“意志问题”的彻底展开与转换,“泰然让之”是海德格尔对此所作相关思考的落脚点及对“意志问题”的解答方案之一，这一问题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只有以开发核心资源为前提，才能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动能。数字文化产业需要的资源包括基本生产要素和先进生产要素。而先进生产要素包括数字技术、文化IP内容、优质资本等，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基于此，特提出TCI研究模式，即从技术(technology)、内容（content）、投资（investment）三大维度来研究数字文化产业的资源开发与有效整合：从技术维度看，要突出创新研发，推动先进技术的集成和应用；从内容维度看，要突出传承转化和人文引领，形成核心IP内容的优势；从投资维度看，要增强资本赋能，加快新型业态的培育。中国以国家文化战略为导向，在创新驱动、内容研发、投资赋能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在有机结合中实现融会贯通，将为数字文化产业提供强大的动力。

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企业通过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来改进企业的核心业务和产品理念，从而蜕变成一个新型文化企业的过程。与传统文化企业相比，新型文化企业具有数字化的内容生产、高价值的驱动因素、融合性的经营范围、多元化的盈利模式等特征。我国传统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服务业自身存在低效率问题；国有文化企业转型长期面临体制性障碍；中小文化企业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支撑。从传统文化企业迈向新型文化企业的技术思路和发展策略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数字化认知，赋予产品连接功能；二是降低转型成本，提高技术协作效率；三是融入大数据生态，精准挖掘用户价值；四是开展智能化业务，提升企业竞争力。助力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加强数字化转型政策配套，优化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环境，夯实数字化转型技术支撑。

在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范围内，“物业纳入社会治理”已成为共识，街道、社区与物业经常需要联手应对问题、直面冲突。作为政府行政末梢的社区与作为市场主体的物业在“物社联动”过程中不能回避政企是否需要合作、如何有效合作以及合作的边界在哪里等经典命题。NJ市GL区的“物社联动”实践已探索出党建引领、联署联席、多元协商、在线共治等有效的政企合作路径。但“物社联动”才刚刚拉开帷幕，在政企合作的认知维度、实践维度以及时间维度上还存在诸多困境和堵点，需要更长时期、更多区域的互动经验来为中国基层的政企合作提供范本。

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此，需要推动经济社会的系统性转型。作为人口、资源等各类要素的集聚地，城市已成为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战略，积极推进城市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以实现城市治理目标和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型。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不再只是环境领域的话题，而是新时代下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的新要求。在传统上，我国城市发展一直依赖于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忽视了生态文明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构建城市绿色治理模型，需要融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绿色治理理念，引导城市的绿色转型，促进城市的低碳发展，从而实现城市能源系统转型、居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的新时代城市治理目标。

“记忆”成为当下交叉学科研究的热点。记忆的研究出现了从关注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从物质记忆到非物质记忆的转向，修辞与记忆的关系也随之演化。与此同时，修辞作为一种记忆表征进入了空间话语。空间修辞将词语、意境、章句、材料等转译到记忆表征，对记忆要素、记忆主题与记忆载体进行编排，通过对物像、场景、空间线索的艺术策略来增强其表现力，进而唤起使用者主体的情感记忆。以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为案例的研究发现：记忆表征的空间修辞策略为嫁接具象的建筑叙事与抽象的文化语义提供了多样化的美学通路，增强了建筑叙事设计的表现力与说服力，提升了集体记忆表征的感染力与认同感。

自16世纪起，欧洲传教士团体带着传教使命来华，由此开启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广泛接触。以传教士为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至18世纪末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程。在此历程中，耶稣会士对园林的记录与评述逐步构建了关于中国园林的独特话语体系，浸润了17—18世纪“中国风”热潮下西方人关于“中国园林”的集体想象。基于互为“异域”的文化背景，传教士对中国园林的呈现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初对景观要素的描述发展到对园林艺术的审美认知。其中始终伴随着对中国园林“他者”身份的觉察以及中西对比的叙述方式，并构建了以假山要素、“自然的”特征、“乡村的”氛围为表征的话语体系。至18世纪末，传教士之外的西方话语对植物要素的关注以及有关“自然”评述的负面转向预示着该话语体系的解构。中国园林的想象流变过程交织着不同情境的影响，在园林风格层面，除了欧洲园林风格演变的主观因素之外，中国本土园林风格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

现有的实践显示，平台经济领域中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模式深陷困境：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流于形式，信息主体的同意行为缺乏有效性，该模式未能平衡好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数据利用之间的关系。面对实践中的困境，须以法律解释方法，在明确告知义务与同意行为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寻求“告知—同意”新的解释框架。告知义务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隐私政策仅是告知义务的履行行为，不应认定为合同，信息主体作出同意的表示是基于对经营者和国家监管的信赖。构建“告知—同意”新的解释框架，应以告知义务为核心，塑造以信赖为中心的互动环境。告知义务应朝着标准化和场景化发展，宜采用网络用户类群化标准判断，针对不同类别的信息主体确立不同程度的告知责任。而互信环境的建立，不仅需要明确信息主体的多项请求权基础，还应规范好平台经济领域的数据处理活动和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