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卜施托克是近代德国第一个写出引发广泛轰动效应的作品的传奇人物，也是第一个名扬海外的德国作家。他的作品既讴歌自然和情感，也讴歌上帝与祖国。在他的心中，宗教虔诚和爱国热情不分轩轾。他带着强烈民族情感创作的赫尔曼戏剧三部曲不仅把日耳曼时代的抗罗英雄赫尔曼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且通过赫尔曼其人其事描绘了他所理解、所想象的古代日耳曼人的政治和文化现实。三部曲所进行的文化构建，不仅旨在推翻日耳曼野蛮论，而且力图创造一个与希腊神话媲美的北欧神话世界。由此，克洛卜施托克成为“北方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推手，他让盛行“南风”的18世纪德国文坛刮起一阵“北风”。作为一个尝试讲好德国故事的作家，克洛卜施托克是一个承上启下、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他一面继承了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抗罗传统，一面为兴盛于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德意志国粹热开了先河，德意志国粹派意欲构建欧洲文明的第三极，也就是与两希文化即希腊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比肩而立的日耳曼文化。

“非洲”是《山、海和巨人》里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话题。1920年代的德国文坛上，德布林属于最早一批发掘非洲主题和发现非洲革命价值的先锋派作家。他预见到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文化及文学将发挥巨大的潜力，于是大量引用与非洲相关的游记、民族志、神话、歌曲等文学作品，以增强这部异域色彩浓厚的未来小说的真实感。在该作描绘的未来世界里，非洲除了文化影响力之外，更肩负着左右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重担。只不过在作者看来，这股巨大的反抗力量并非从非洲辐射到世界其他地区，而是由非洲移民的混血后裔在欧洲内部积聚起来的。德布林在《山、海和巨人》里对非洲主题的驾驭离不开他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接受和反思，他将其改造为非右翼色彩的文化地理视角，借以观照并重估这一地理板块的地缘政治价值。

亚太战略稳定与新时代中美关系紧密关联。作为地区战略稳定的三大核心要素，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和制度框架稳定是地区战略稳定的基础、关键和重要保障。新时代以来，亚太战略稳定框架面临严重危机。美国谋求扩大对华核力量的绝对优势、亚太核战略互信不足和地区核谈判机制缺失侵蚀了亚太核稳定的基础。中美关系从接触走向全面战略竞争，其影响从双边延伸至多边和地区层面，导致中美关系稳定走向失衡，给亚太战略稳定带来消极影响。随着亚太制度框架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增强，其对地区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和保障地区战略稳定的作用不断弱化。为此，中国要通过完善亚太核稳定机制、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动态稳定和强化地区协调型制度框架稳定来重塑战略稳定框架。

美俄战略稳定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其对欧洲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以来，美俄虽拥有大体均衡的核武库，战略稳定性却陷入螺旋下降之困局。这一困局主要源于：双方竞相追求优势，破坏了军备竞赛稳定性；相互不断加强战略威慑，动摇了危机稳定性；美俄战略竞争削弱了战略互信。在美俄战略稳定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欧洲安全态势渐趋恶化：美俄欧等主要战略力量间权力失衡；美欧联合打压俄罗斯，使战略三角的不平衡加剧；在战略武器方面，欧洲相对于美俄的脆弱性凸显；在地区危机中，欧洲内部的战略分歧加剧；各方主导的安全机制激烈竞争，甚至走向对抗。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的背景下，构建美俄战略稳定与欧洲安全的合理路径，当是首先妥善处理欧洲地区安全危机，在此前提下重构美俄军备控制进程及核查机制，并逐渐构建欧洲安全的整体制度保障，最终重塑稳定平衡的美俄欧关系。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影响核指挥与控制系统安全的最新挑战。现有的战略稳定机制无法消除网络安全所带来的风险，国家也无法像控制核武器那样管控网络安全。因此，单向度的网络稳定机制或者核稳定机制都无法解决这一新的风险挑战。通过对比发现，网络与核在技术层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基于核军控而产生的一系列信任建立措施、危机管控机制无法作用于网络安全领域。军控理论需要做出创新来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安全风险，核心思想是要站在更高的视角将网络与核结合起来，从网络安全风险的遏制、核指挥与控制系统的风险消减以及切断风险传导路径等角度构建网络-核稳定机制。这一思路对于新兴跨领域的国际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具有独特的精神与品格、风度与气韵。从不同艺文实践中概括出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是各自独立的，但这些范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意脉。在古典美学之中，感与思是审美经验的起点，情与理是审美生成的主体，景与象是寄托情理的客体，证与悟是审美认知的历程，心印是审美意识的凝结，境界是审美结果的显现，永恒是审美活动对时空限制与功利态度的超越，这一系列范畴及其关联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层结构。中国古典美学不仅突破了认知的局限，而且引导我们走向生命的深处，把握独特的真性。对形而上的不断追寻与对形而下创作的不断探寻相互交织，感性的想象、理性的思辨、悟性的觉解、真性的归复在不停地渗透交融，这是中国古典美学散发永恒魅力、焕发巨大创造力的原因。

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概念是他最著名的思想之一，对后世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自己的创作称为“总体艺术作品”，但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一直备受争议。“总体艺术作品”通常被看作各艺术门类在一部作品中的综合，但其中还包含着一个更深刻的政治维度。瓦格纳认为“总体艺术作品”是一种准政治概念。他的这一独特理解是受到了古希腊悲剧和城邦政治的启发，只有在古希腊的背景下，瓦格纳对歌剧和当时社会的批判，以及“总体艺术作品”概念中的政治维度，才能被充分理解和把握。此外，对“总体艺术作品”中政治维度的发掘将有助于澄清思想史上一个长期存在的对瓦格纳的误解，即他是纳粹主义的思想先驱。

传统学者多以《春秋》中“天王狩于河阳”为孔子所书，而现代学者中则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则以其为孔子书法，一则以其为史官书法。两者皆以《左传》《史记》解说为据，但结论大异。实际上这种相异论点的导出是因缺乏对《左传》《史记》中相关文字章句和文意的准确把握。借由对《史记·孔子世家》中一条关键材料的分析可知，在司马迁看来，“天王狩于河阳”为孔子书法无疑，《左传》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乃左氏说，而非孔子语。

晋国大夫赵盾并未杀害灵公，《春秋》却加弑君之罪于其身。在其昆弟赵穿将灵公杀害后，赵盾未尽其忠而讨伐弑君者。《春秋》以“加弑”之辞归罪赵盾，是要正君臣大义，明尊卑之序，谴责赵盾只晓得君臣之“文”而漠视君臣之“质”，是对“尊尊”之义的阐释。然而在《公羊传》的叙事语境中，借着经文“复见”赵盾引申出“君君、臣臣”之义，赵盾成为仁道的代表而受到车右、甲士以及百姓的保护，灵公因乱杀膳宰、嬉戏群臣则成为受贬责的对象，敬贤人、贬恶君而从道的思想跃然纸上。由此，经、传的不同价值取向则突显出“从君”与“从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汉朝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从君”作为行道的必要条件被确定下来。迫于政治形势，公羊学家并未认可赵穿弑君的行为，而是希望借助教育与进谏两种方式来平衡君道关系，实现其“得君行道”的政治愿景。

通过对上古和中古前期法语和汉语的语序变化进行研究和对比，可以看到，法语语序从拉丁语的SOV语序演变为V2型语序，并最终发展成为SVO语序。而先秦汉语的基本语序一直保持着SVO语序，至南北朝时期，话题语法化程度不断加深，汉语向话题优先型转变。上古及中古前期法语和汉语的语言组织原则的变化正好相反。两种语言都曾受到语言接触的影响，但由此引发的语序演变模式不相同，法语是语法借用，而汉语是语法复制。

现代汉语语气副词是标示言者立场的重要手段，是言者为言谈事件中各种变量提供的索引和标识，比如言者对话语及其参与者的态度、交互双方的不同识解与观点、交际模式的构建等。立场表达契合语气副词的语用本质，立场体系构建与语气副词功能研究具有互促性，语气副词是构建立场体系的合适抓手，立场表达过程为语气副词的语义与功能分析提供结构化语境。基于认知状态与交际意图，从言者信息态度、言语行为语力、语篇推进方式三个维度构建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立场表达体系，一方面能抓住语气副词的语用本质，另一方面能为语气副词“一词多义”与“多词近义”难题提供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