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一项具有长久意义的系统工程。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认清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是明确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价值目标、行动框架的思想前提和认识基础。为此，需要从时间向度上探索文化的由来与传承，从空间向度上锚定文化的场域与属性，从结构向度上澄清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亦需要理解文化建设的本质特性、根本遵循与所处的复杂关系，还需要构建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必由之路与视野格局，从而在掌握文化建设历史方位的判断依据、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中系统把握文化建设的发展要求。

摘要：本哈德·施林克是一位叙事高手，也是一位充满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奥尔加》通过书中人物的故事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从德意志帝国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百年历史，举重若轻地把若干历史事件和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呈现在读者眼前，其中包括历史反省的最新发展和既有的盲区。由此，小说叙事与历史反思以及对历史反思的反思融为一体。小说不仅借助八旬老太深夜袭击俾斯麦塑像这一荒诞情节对特定的史学话语进行了文学戏仿，而且通过书中人物的讨论和点评触及德国历史连续性的问题：从“俾斯麦德国”到如今的德国，是否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施林克是一个留白高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自然需要读者的独立思考以及诸多来自文本之外的“画外音”。

摘要：作为表现主义之后的反拨性思潮，德国新客观主义文学以鲜明的现实导向与时代特征引人注目，却也自兴起之初便备受争议，其代表作品长期未受充分重视，整体文学实践亦缺乏系统性考察。作为该流派的代表作家与世界报告文学巨擘，基希通过其独特的写作理念——融合“事实性描写”与“逻辑性想象”——为新客观主义的艺术合法性提供了有力辩护。在其报告文集《中国密报》中，基希在恪守客观框架的同时，运用视觉化的细致描写、具体诗的实验形式、严密的逻辑推衍等，体现出强烈的叙事探索精神与社会批判意识，从而彰显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形式与斗争武器的双重价值。新客观主义文学独特的发展轨迹与其代表体裁的内在张力，当推动当代学界重新审视这一流派的美学意图与政治功能。

摘要：随着生成式AI和代理型AI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迈入计算政治时代，外交领域也正经历一场从“数字化转型”向“AI赋能”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人类智力的延伸和效率辅助工具，其作为一种“元权力”正深度嵌入并重塑国际关系的运行规则。在此背景下，“AI外交”范式呼之欲出。根据技术形态的不同，外交数智化转型经历了从数字外交、数据外交、计算外交到AI外交的四阶段演进。简单来说，AI外交就是将人工智能的认知、预测与执行能力深度整合进外交政策制定、国际谈判、公共外交、危机管理与安全治理全链条之中，以技术赋能业务，从而实现外交全流程智能化。本文系统阐释了AI作为外交“元权力”与“智能行为体”的学说内涵，揭示了AI智能体从“外交工具”向“外交主体”转变的未来趋势，强调了AI应用于外交场域在战略预见、精准施策、人机协同与认知塑造方面的革命性潜力；同时，也警示性地分析了AI外交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多重内生风险与外部挑战，进而从能力建设、协同治理与生态构建三个层面提出了推动AI外交健康发展的治理路径，强调了以伦理与安全为底线、确保AI技术服务和平目的之发展原则。

摘要：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加速与大国竞争深化的背景下，核能已成为主要国家竞相布局的关键战略领域。本文以特朗普政府两届任期的核能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在供应链本土化、国际市场竞争、技术输出管制与多边合作等方面的具体举措，揭示其政策逻辑从市场驱动向国家安全主导的演变路径。分析表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核能政策侧重以市场激励与立法支持激活国内产业；而在第二任期，其政策导向明显转向以行政命令为抓手，以强化供应链自主、推进“去中俄化”与构建排他性技术联盟为核心，试图在维护美国技术霸权的同时遏制中国核工业发展。然而，这一战略也面临美国国内技术储备不足、社会接受度低、两党政治分化及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多重挑战。本文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核能战略虽可在短期内提振本国产业，但也将加剧供应链成本、削弱监管公信力并促使全球核能合作走向阵营化。面对这一态势，中国应在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国际协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内核能产业体系升级，并主动参与全球核治理规则塑造，实现从应对外部压力到引领行业发展的战略转型。

摘要：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陡然升级，迅速发展为威胁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因素。中亚国家与中东事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对巴以冲突的回应方式充分展现出其外交政策的圈层性及平衡性特点。本文尝试从焦点—场域法入手，从“权力—交换”“象征—情感”“规则—创造”三个维度分析考察中亚国家如何回应巴以冲突，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关系圈层。通过考察发现，巴以冲突并非中亚国家关系空间的核心圈层，其回应策略主要寻求与国际制度规范保持一致，基于多边对话框架与各个相关方协调立场，延续平衡中立的外交传统，继续与巴以双方在不同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在此期间，中亚国家对巴勒斯坦呈现出复杂的情感体验：一方面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援助，呼吁国际社会落实和平保障；另一方面又淡化援助行为的宗教色彩，强调自身的有限责任。目前，中东局势仍不明朗，中亚国家未来对巴以冲突的政策回应仍有待观察。

摘要：娱乐精神是审美自由的一种极致形态，它与严肃精神相对，因“无所事事”“自娱自乐”而获得其审美价值。娱乐精神的合法性基于尼采意义上的“反向柏拉图主义”，它意味着对表象世界的存在论辩护，其根基是一种生命哲学。这也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既非逻辑之真亦非逻辑之假的真实世界，即具备显现之真的假象世界。假象是游戏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拥有一种“能够无能”的能力。这正是阿多诺的“焰火”、本雅明的“灵气”、朗西埃的“闲散”所表明的，消逝和存在是同一个过程。雕像或者诸神，其在场本身就是全部，意义不假外求。感性的重新分配，其要点在于歧见的保留和严肃秩序的消解，闲散让人性朝向神性。欢乐内在于生命的存在，而不是外在的满足。这就是娱乐精神。它意味着“虚构”并不是“真实”的敌人，在一个虚拟感官的数字时代，我们或许可以重建生命的本体论。

摘要：据现有文献，构成“通三统”说的基本内容如“改制”与“存二王之后”、重“正始”以统合天下、“三统循环”和“三王相因”等思想已为伏生所论及，可视为汉初儒家“通三统”说的经典表述。至董仲舒，他结合《春秋》提出了“奉元”“《春秋》新王”“商夏质文”等新说，并把它们融入“通三统”说，遂将后者演绎为内涵极其复杂、意旨更为深远的王道文明理论。经过董仲舒的思想演绎，“通三统”说之“统”在公羊家那里便具有两种意涵：一谓以“三正”为代表的礼制体系，一谓仁道之治。后者才是“统”之为“统”的实质性内涵，也是它所体现的政教体系之所以具有历史正当性的主要依据。相应地，“通三统”之“通”不仅指黑、白、赤三统之间形式上的相通性，以及三统之制的往复相因性，更指贯穿于三王乃至百王之治中的仁道精神。后一义之“统”与“通”，才真正体现了公羊“通三统”说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性，彰显了儒家王道思想的纯正立场。

摘要：本文以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为参照，从技术革命、产业组织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机制探讨世界经济长波波动与阶梯式增长。研究发现，长波转换的节点不在于单项发明的出现，而在于新技术簇能否经由金融扩张、危机清算和制度重构，转化为主导产业群的广泛扩散。当前世界长波下行的突出特征是数字化、平台化、人工智能尚未稳定转化为跨部门生产率跃升，叠加地缘政治碎片化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呈现低斜率、反复性和结构分化的迹象。置于这一范式下，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概括为第一轮长周期：1949—1978年为制度奠基与工业化准备期，1978—2012年为扩张与繁荣期，2013年以来进入尾部调整与转换期。中国经济当前“长期探底”不是普通短周期回落，而是旧增长机制系统性衰减、新增长平台尚未完成替代条件下的延长型调整。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债务压力、资本回报下降、人口老龄化与外部环境复杂化共同拉长了尾部修复过程。下一阶段的突破取决于新质生产力完成社会化扩散，并形成与之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

摘要：数字经济的崛起深刻重塑了国家税收主权的实现逻辑。以数据、网络和算法为支撑的跨国数字平台因其虚拟存在、数据权力和责任外部化，致使以物理存在为基石的传统国际税则失灵，引发了全球性税基侵蚀与财政合法性危机。基于社会契约理论，本文提出“存在—权力—责任”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了数字时代国家征税权与价值创造地系统性错位的内在机制，阐明了税收困境的本质是现代财政社会契约的系统性断裂。因此，本文构建“公平性—可征管性—可行性”三重判据，对 OECD 双支柱方案等主流制度工具进行了系统评估。研究发现，单一制度安排均无法彻底化解困境，全球税收治理需依靠多维度制度组合与渐进式演进。为重构数字时代的财政契约，本文提出三项制度安排：一是建立基于用户贡献的利润归属机制，以重塑“存在”关联；二是设计全球最低税配额与发展权补偿机制，以再平衡“权力”格局；三是构建全球税收争端解决与透明度平台，以强化“责任”约束。本研究将数字税收问题提升至政治哲学高度，为我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政策思路。

摘要：在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以国家级城市群政策为研究切入点，基于2010—2020年部属高校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高校科技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政策显著提升了高校的科技创新水平，对专利实际收入与专利产出的促进效应最为突出，对技术转让收入的带动效应次之，对基础研究产出亦有显著促进效果，这表明政策有效提升了高校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效率。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国家级城市群政策通过优化高校人力资本和拓展科研经费来源渠道，间接增强了高校的创新能力。为进一步激发高校创新活力，促进区域教育与科技融合发展，应从推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完善人才流动机制、拓展科研经费结构、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入手，系统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构建更加高效的区域协同创新生态体系。